2018-12-16 12:50 | 中新社浙江分社微信公号
李金明，河南南阳人，曾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市委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解放思想的动员大会。当时正值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之际，我说解放思想是‘牛鼻子’，只要牵着牛鼻子，牛就走了。”
李金明
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
中新社 安蓉泉 严格
20世纪90年代，我在杭州市委工作将近十个年头。我觉得90年代这十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在杭州生动实践的十年，是杭州大发展大变化的十年，也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提高的十年。
首先要冲破思想的藩篱
1992年12月30日，中共杭州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杭州市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杭州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定》，具体勾画了杭州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保证措施。这个战略规划要求，从1992年起，用20到25年时间，也就是在2015年前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旅游、科技、文化中心，成为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社会安定、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名城。
杭州钱江新城
我到杭州工作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市委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认为杭州要进一步发展，实现战略目标，首先应当从解放思想抓起。
市委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解放思想的动员大会。当时正值学习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之际，需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思想，指导蓝图的绘制。我说解放思想是“牛鼻子”，只要牵着牛鼻子，牛就走了。后来经过学习教育，随着工作的推进，在实践面前，大家逐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比较统一了。
解放思想大讨论，主要是让最新科学理论武装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结合杭州的实际，查找自己的差距；另一方面，走出去向外地学习，开阔思路，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
当时我带一部分委局办的同志到江苏省苏州市去学习。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杭州和苏州的比较。
杭州和苏州有可比的地方，也有不可比的地方。但对杭州来说，不管是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工作基础、发展的有利条件，应该说比苏州更多。苏州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另外它六个县的发展也比较均衡。不像杭州市，淳安还是贫困县，桐庐、临安、建德这些都是山区县，跟苏州还是有不可比的地方。但是，至少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方面，苏州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过去有的同志对说苏州比我们强并不服气，还有的说这是吹牛的吧。我们去苏州实地考察了三天，大家才感觉到我们确实是落后了，是有差距的。有的同志甚至自嘲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比出差距来了。
当时市委提出了“内学萧山，外学苏州”的口号。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许多人思想豁然开朗，精神振奋，纷纷提出很多好的思路和建议，大家边学边干，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这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拦路虎不赶走，那些规划蓝图出不来，工作也干不好，说它是“牛鼻子”就是这个意思。
用发展的观念推动区划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困扰杭州市发展的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区面积太小，只有400多平方公里，被人们喻为“螺蛳壳里做道场”。
城市要发展必须走出去，往哪里走，需要科学论证。过去杭州都是围绕着西湖来发展，西湖周围的建筑密度已经很大了，城区的密度仅次于上海。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必须离开西湖走出去。市委市政府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杭州城市走向就是要沿江、跨江、向东走，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
1996年，省里拿出一个方案：从萧山、余杭各划出三个乡镇，分别划归相连的老城区或组成新区，即划出萧山的长河、西兴、浦沿三个乡镇，组成滨江区；把余杭的蒋村乡、三墩镇划归西湖区；把九堡镇划归江干区。就这样拉开了杭州市区划调整的序幕。
当时区划调整很敏感，六个乡镇划进杭州市城区的文件下来以后，我召集萧山、余杭的领导同志到市里来研究如何实施这个方案，要求他们做好相关工作。但开会时，会议曾一度冷场。于是，我给他们讲关于诸葛亮躬耕南阳襄阳的故事。清代南阳知府顾嘉衡是湖北人，他在河南南阳做官，南阳人请教顾知府，问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襄阳还是南阳。在进退维谷之际，他写了一副对联来回答这个问题：“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后来胡耀邦同志去南阳武侯祠拜谒时，也写下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我把这段故事讲给大家听，会场情绪开始松动。我模仿前边的对联，也想了两句话与大家共勉：“心在杭州原无论江南江北，利归天堂何必争多划少划。”萧山在钱塘江南边，余杭在北边，天堂、杭州同属一地，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家不要争论了。讲到这个时候，会场氛围开始好转，萧山、余杭的主要领导表态后也提了一些要求，也算初步统一了认识。
张德江同志来浙江工作后，听到杭州市区划方面的意见仍然比较多。他主张杭州市要进一步扩大区划，有利于杭州市的更大更快发展。我表示完全拥护，把萧山、余杭成建制改区。这个方案2001年经民政部批准后予以实施。
2001年3月，萧山举行撤市设区挂牌仪式
区划调整后，城市一江两岸壮观的建筑群同美丽的西湖风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天堂画卷，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从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发展的美好夙愿。
用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改造旧城
杭州有一句老话，“美丽的西湖”与“破烂的城市”。大规模改造旧城的难题就是资金问题。我记得，1992年，杭州城市建设维护费一年只有三亿元左右，仅庆春路改造就需要六亿元，别的事情都不干，这些钱连半条街都修不了。
旧城改造起步的一件大事，就是如何解决拆迁户的安置问题。当时的主要困难是资金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体思路是“以路带房、以房养路、路房结合、综合开发”这十六字方针。就是说由开发商来开发这块地方，开发商把修路的钱和居民搬迁的钱都拿出来，自己筹资盖房子。开发商拿出来的钱干什么用？一是修路，原来十多米宽的庆春路要拓宽到四十多米，架空线要全部进入地下；二是要把拆迁的六千户居民安置好，要在江干区建新的居民区，这些钱都来自开发商。这个思路就是经营城市的理念，说白了就是利用级差地租来筹措资金，解决问题。
杭州庆春路今景
庆春路改造是大规模改造旧城的序幕，这条路需要资金六亿元，动迁六千户，修约六里大街，能否搞好，关系重大。我在一次会议上通报这件事时说，按照新思路、新办法，不仅能把这条路改造好，居民安排好，市容市貌变好，同时还有可能给财政返还几千万元。有几个人听了以后不相信，说什么国家不给钱，政府又没钱，你这样筹措钱，还能给财政返还几千万元，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我说，主要是引进外资来改造旧城。
有一位老同志听到有外商时，连讲带骂地说了一通反对外资入驻杭州的极端言论。坐在我旁边的另一位老同志接着他的话说：“李书记在这开会，你们骂人不对啊！有道理讲道理，不能骂。”然后，他就对我说：“李书记，我是党员，我听到这些话都感到脸红。你也是党员，你还是杭州市的书记，你脸红不脸红？”
我说：“利用外商的钱来帮助我们搞旧城改造是件好事，过去办不了的事，现在能办了，原来破破烂烂的城市可以改造了，这怎么会脸红啊！这符合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啊。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办到的事，现在能够办到了，这是个大好事！你说旧城改造，历届市委市政府都不愿意搞？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没钱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起来很困难。我们今天是用市场经济的思路来筹措资金，改造旧城相对就比较容易了。小平同志讲不争论，注重在实践中统一思想认识。你们想不通可以保留意见，我只要求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样干。两年以后咱们就不会有争论了。”
两年以后庆春路工程全部完工，市委第一次组织的“我看杭城新变化”活动，就是看庆春路的变化。大家看了这条路的变化后很高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
有一次我和王永明同志一起陪省委主要领导接待中央领导，说到廉政建设，我说我们在杭州市时，还是能经得起考验的。当时杭州旧城改造涉及多少土地和建筑啊！那十年，杭州市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批了那么多地，新建了那么多建筑，修了那么多道路，没有出现大问题，更没有涉及市委领导的廉政问题。
探索国有企业改革之路
浙江省国有企业的大头在杭州，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也在杭州。在经济体制转换期间，国有企业怎么办？当时市委市政府做过多次的专题研究，认为必须逐步同市场经济接轨。为适应改革的需要，首要的是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企业往何处去？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来？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发展的思路越来越广。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嫁接改造国有企业，是我们探索杭州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出路。我们首先在杭州橡胶厂进行了试点。
1992年，杭州中策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杭州橡胶厂和香港中策有限公司合作前，杭州橡胶厂的日子还可以，是利税大户，职工的福利待遇也不错。当时我们分析，如果不及时进行改造，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三年之后，该厂就可能成为一个大包袱，但是统一这个认识很困难。杭州橡胶厂改造了以后实行优惠政策，税收要少一些，不给优惠政策人家不来，你也发展不了啊！税收近期上缴肯定要减少，但是从长远来看上缴是增加的，这笔账我们都算过。杭州橡胶厂如果不用先进技术来进行改造，长期下去，有些产品也将被淘汰。与香港中策合作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杭州橡胶厂的规模就上去了，而且产品质量也比过去好，改革成效是明显的。杭州啤酒厂改造了以后，一年的产量相当于过去几年产量的总量，效益也比过去好。后来改革逐步推广到18家国有企业。改革后的18家企业的利税，占当时全市工业企业利税的一半左右。
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要深化改革，就必须把富余的人员裁减下来，轻装上阵，那么工人下岗分流势在必行，成为改革中的一件大事。为此，市里花了很大的精力，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工人从事新岗位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经过培训的下岗工人，逐步分流到社会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大多数从事商业、服务业和城市管理工作，还有的去街道从事社区工作。杭州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看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这也为建立新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杭州市的企业大都在老城区，为使企业更快发展，应当优化产业布局，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城区向城外迁移企业，我们称之为“退二进三”。老的厂房有的搞了研发基地，成了新技术孵化器；有的改建成商业服务业网点，发展了第三产业，方便了群众生活，也有利于下岗工人再就业；有的搞了房地产开发，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件。搬出去新建的企业，厂容厂貌焕然一新，内部布局更加合理，规模越来越大。实践证明，这个举措是适时的、有效的。
在抓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市里曾专门召开过会议进行部署，出台了扶持政策。当时吸引了几个海归留学生来杭州创业，成立了UT斯达康公司。有眼光的阿里巴巴看好杭州的创业、投资环境，在文一西路的居民区里开始了初创活动。校办企业娃哈哈进军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给予了优惠政策，使它有条件逐步做大做强。杭州一大批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了，他们为杭州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解决关系群众生活的突出问题
我到杭州市工作的时候，关系群众生活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当时比较突出，市委市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解决这几个问题。
1996年11号台风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杭州市暴雨成灾，海水倒灌。翻滚的洪水带着咸水灌进了南星桥自来水厂的蓄水库，使自来水里的氯离子含量大增，严重地影响了自来水厂蓄水库的水质。有的群众讽刺地说：“我们杭州人吊盐水，不用去医院，在自己家里吊就行了。”为此，市里决定紧急筹集六亿元资金用于抗咸工程建设，对六公里长的进水管线加以改造，将蓄水库上移并增加了蓄水容量，这样就解决了南星桥水厂被咸潮污染问题，保证了水质长期稳定。两项自来水工程建设的相继完工，自来水“南咸北臭”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杭州市部分居民从此告别了喝臭水和咸水的时代。
关于房子问题，我最难忘的事情是旧城改造。“破烂的城市”经过大规模地改造和拓展提升，市容市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破房子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解决了，但还有一些角落没有彻底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市没有多少高楼，群众住的房子确实简陋，条件比较差，那时候台风来了让人非常担心。改造的房子中大部分是土墙面，我当时真是不太理解，省会城市的房子墙面怎么会大都是土墙！在改造的过程中，那些房子轻轻一推就倒了，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是危房。旧城改造把许多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和提升。原来住的比较破烂，现在住的是新房子；原来住的比较小，现在住的是大房子。那些老家属院，我去过多次，一会儿断电了，一会儿没水了，夏天热得不得了。庆春路拆迁户搬到景芳小区以后都是成套的房子，卫生设备都有，条件改善了，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旧城改造惠及了广大群众。
信访工作关系到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我提议市委市政府领导每个月至少接待信访群众一次，突发问题随机处理。对此，当时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本来信访问题就多，那么多人找市委、找政府，你还把那些人引到市委市政府来。我说那好啊，我先引过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1993年1月10日，信访群众听说我要亲自接待，凌晨就有人来到市委信访办等着。由于人多，我就在信访局门口向大家发表讲话，欢迎大家来市委市政府向领导反映情况。我说，来这里反映情况是对我们的信任，但今天人很多，我不可能同你们每个人都交谈。我接触不到的群众，由信访办登记起来，今后我会关注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并逐一反馈解决的信息。说完大家表示理解，热烈鼓掌。之后，我就去接待难度比较大的几个上访群众，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交谈。一天下来，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来胡搅蛮缠，干扰接访工作。群众有话来直接跟市领导说，比在下面随便说好啊！
我有一次到三墩，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车拦住了，要求反映情况。那时候三墩刚划到杭州不久，出租车在三墩营运和市里营运的办法还没来得及统一，出现了矛盾，他们要表达诉求。我下来一听是反映出租车方面的事情，回来以后就找政府有关同志，研究处理办法，之后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还有一次，我在西湖区一个村抗洪，我看到水已经进到村里了，有的已经进到老百姓的房子里面了。在去现场的路上，有一名群众拦车要找我反映情况，被有的同志挡住了。我说让他来跟我说说，听听什么事。他反映洪水这么大，受灾这么严重，村干部还在宾馆里娱乐呢！我说，我了解了解情况，如果情况属实，要严肃处理。经了解，反映的情况属实，这个村里的干部后来受到了处分。
杭州市长公开电话12345
1999年4月，我去城区几个社区考察工作。城西几个老太太反映说，老百姓有一些意见很想向市政府反映，但市长电话记不住，记住了也打不进去，想亲自到市政府去吧，交通也不方便，就是去了也很难进去。在回市委的路上，我提出能否设计一个简单易记、方便群众联系的市长电话，比如说12345之类。后来我们召开市委常委会，我在会上讲了这件事和解决的想法。市长仇保兴对此事也很感兴趣，他认为这个问题事关老百姓的利益，表示一定要改进市长电话号码，以及市长电话的相关工作。这次会上正式决定启用“12345”市长电话。市长电话号码简单易记，后来就被群众编成了顺口溜：“12345，有事找政府。”这是广大群众对市政府的高度信任和赞扬。
保护好以西湖为重点的历史文化
在旧城改造中，对文物的保护，市委市政府是很重视的。不能说为了解决破烂的城市，我们统统拆掉现有的东西，连历史文化也不要了。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把保护文化摆上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我们将西湖文化的保护，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点来抓。“打通西湖”“还湖于民”的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喊响了，而且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我们接着在南山路陆续改造旧城，与保护西湖工作结合起来，朝着“打通西湖”“还湖于民”的目标努力做工作。除了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做工作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规模地疏浚西湖。
疏浚西湖，用的是比较现代的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利用管道虹吸法把湖底的稀泥吸出来，然后通过长距离的管道输送到玉皇山南麓的山沟里去，管道大概有六公里之长吧。如果有人留心的话，会发现西湖里面有一条长长的管道，那就是疏浚西湖的管道。全部完工后大概清出来三百多万吨泥水，经过多年沉淀，填平了一个大山沟。我们当时计划造一个公园，那就是现在的江洋畈公园。把淤泥清出来以后，湖水深度增加了，西湖的水质改善了。同时，还实施了截污工程，所有流向西湖的污水通过截污管道，全部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这是防止污染西湖、改善水质的一项重大举措。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大规模的清淤、截污，搬迁上游工厂，不断增加绿化面积，防止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对西湖水质的改善起了重大作用。
杭州西湖
西湖的亮灯工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搞起来，后来又逐步加以完善。为什么搞亮灯工程？当时，有些来杭州旅游的游客反映“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指晚上没有灯光，西湖边黑乎乎的，哪里也去不了。实施了亮灯工程，有利于丰富群众和游客的夜生活。
当时杭州搞了不少用西湖命名的经济文化活动，诸如西湖经贸洽谈会、西湖国际游艇赛、西湖国际马拉松赛、西湖烟花大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等等。我曾提出，针对诸多经济文化活动，能不能把它们用一个平台整合成综合性活动品牌。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时任杭州市丝绸公司总经理谭中东同志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那就是1929年6月，浙江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而且办得很成功，但西湖博览会只举办过一届，从那时到1999年中断了70年。我看到这个资料后很受启发，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杭州的各种经贸文化活动，都可利用西湖博览会这个品牌举办。这个西湖博览会是最好的平台、载体和品牌。我将这个思考和建议，拿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大家完全赞成。从1999年开始，经过一年筹备，第二届西湖博览会在中断71年后举办了。此后，西湖博览会成为杭州不可缺少的经济文化盛会，成了杭州市一张有影响力的名片。
另外，在旧城改造当中，原来有文化保护价值的，都由文保单位保护起来了。例如，延安路、庆春路、凤起路等地的好多名人故居、名居名院、古桥古路，在旧城改造当中都保留了下来。原来有的我们保护；有文化价值已发掘了的，我们把它重新建起来。比如说夏衍故居，原址已经没什么东西了，我们就把故居修建起来；再如，城隍阁的新建、胡雪岩故居的修复，还有争论多年的雷峰塔重建的启动工作等。湖滨路、河坊街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缮，然后搞成步行街，成了特色街区。
（原标题《主政地方时，浙江这位正部为何被呛“你不脸红吗”》。编辑陆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