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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暴雨过后，被遗忘的山西乡村古建2、她儿子没工作，家有四辆车，钱是从哪来的？3、地上文物看山西：木的华章
暴雨过后，被遗忘的山西乡村古建
魁星楼倒了。
曾经它是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闫家庄村最高的建筑，存在了至少百年。
今年10月初，它在山西历史罕见的强降水中，悄无声息地倒塌，甚至连住在旁边的村民都无法说清，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魁星楼是什么时间倒下的。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28027处。暴雨过后，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晋祠、平遥古城和千佛洞石窟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实际上，受灾更严重的是市县级别文物及未定级文物。
据山西省文物局统计，截至10月11日19时，山西各市上报全省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屋顶漏雨、墙体开裂坍塌、地基塌陷及周边护坡、围墙坍塌等险情。经初步评估，受灾害影响文物中，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
这些低保护级别古建散落乡间，数量巨大，长期以来无人看守、无资金修缮、无专业保护。这场大雨给它们带去致命的伤害，也带来了关注。有人“撑伞”，有人捐款，有人奔波于乡野，只为扶它们一把。
“低保古建也有独特的价值，它们代表了某个时代、某片地域。”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院长任毅敏表示，文物数量大，经费和人力不足，这是山西文物保护普遍面临的困境。接下来，文物保护工作应向低保古建倾斜，努力做到“应保尽保”。
闫家庄魁星楼在暴雨后坍塌。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倒下的魁星楼
新绛县闫家庄村的魁星楼，是在倒下后被关注的。
十月初，连日的强降雨把它冲毁，它的断壁残垣被拍下，上传到网上，引起了关注。国庆后，有四五拨人来拍照、拍小视频。在边上住了30多年的刘秀芬不明白，“楼都塌了，有什么可拍的？”
保护古建的志愿者唐大华看到了照片，决定去新绛县寻找它。山西地势北高南低，位于晋南的新绛县是文物大县，也是此次雨灾的重灾区。10月7日，汾河下游新绛段遭遇近40年来最大洪峰，发生决口。
从新绛县县城去闫家庄要路过汾河。10月16日那天，汾河河道被洪水冲宽，布满黄泥，路边堆着抗洪的沙袋，本该收获的苹果树和梨树已经被水泡得发蔫。闫家庄里，玉米地里还有洪水来过的痕迹，玉米秆被水泡得发黑发霉。各家各户门前都晾着玉米，一片金黄，偶尔能看到一两户塌了的民宅。
寻访古建，唐大华有经验，“山西有很多魁星楼，一般建在比较高的地方。魁星点斗嘛，越高离魁星越近。”若是早来几天，他或许只需抬头看看就能找到。而现在，只能向村民打听，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通往魁星楼的乡间小道。刘秀芬告诉唐大华，“国庆下了几天大雨，雨停了，发现这楼塌了。”
那是一个斜坡，通往一片广阔的玉米地。魁星楼就藏在斜坡边上，周围长满了野草和树木，密得无法下脚。魁星楼的楼阁几乎全部坍塌了，幸存的瓦片耷拉着，倒下的土砾堆成一个小坡，冲倒了旁边的小树，只留下裸露着夯土的台基。
看到又有人来拍魁星楼，刘秀芬从屋里拿出了一本相册。翻来翻去，她终于找到了那张三十多年前拍的老照片，“你看，背景就是这个楼。”照片里，9位男子站成一排，穿着黑外套、红毛衣，背后是有着高大台基、两层木阁楼、砖瓦完整，还有石栏杆的魁星楼。
现年53岁的闫建林也有一张类似的照片，是他27岁时拍的。在山西，年龄若是逢“九”的倍数便算是一个“槛”，相当于“本命年”。闫建林说，每到逢“九”的年龄，村里的同龄人都会在魁星楼前拍一张合影。
“魁星楼以前可好看了，是我们村的标志，大家都喜欢来这拍合照。”闫建林小时候，魁星楼旁边是个学校，男孩子们会在课余时间爬上去，登高远眺。
年过花甲的闫树德小时候也喜欢爬魁星楼，夏天乘凉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大片麦田和芦苇，“还有莲花，这么大，很漂亮！”他用手比画着，黝黑的脸上笑出一排白牙。
闫建林在9岁、18岁、27岁和36岁时，分别在魁星楼前拍下过照片，也是一点一点看着它变得破败。人们不再与魁星楼合照，闫建林45岁那年的照片拍摄地改在了村口。
村民再提起它，只剩下回忆和惋惜。“以前就我们村子的魁星楼最好，每年都有大学生，还有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村里有企业家说过要修，但一直没动静。”闫树德说。
闫家庄村村民昔日与魁星楼的合照，背后是已倒塌的魁星楼。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关于魁星楼的历史，后来的人们可能再也无法得知。它不在新绛县文保单位和未定级文保单位名录内，未有记载；此次损毁严重，找不到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或木头；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闫树德听91岁的母亲说过，在她小时候魁星楼就已经存在了。
它最后的画像，或许是在画家连达的笔下——底部台基外层的包砖成片地开裂脱落，里面的夯土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两层砖木楼阁的右侧屋檐掉了一角，椽子孤零零地往外伸着，整座楼阁严重歪斜变形，木料不堪重负。
连达从1999年开始手绘山西古建筑，至今已经画了约2500幅。2015年，他第一次看到魁星楼时，顾不得吃饭，顶着烈日坐在树丛和杂草中，将它画了下来。“这也许是它最后的画像。我感觉来阵风，它就倒了。”
时隔六年，再看到魁星楼倒塌的照片，连达觉得可惜，但并不意外。“在这样的大雨中，不知道有多少散落于乡村山野的古建筑会最终走向消亡。”
“国保省保都保不过来，其他再等等”
吕梁山脉下的光村，是个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子有国保唐代的福胜寺、正在申请省保的元辽的玉皇庙，还有3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胜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寺内建筑高低层叠，错落有致，殿内有宋、金、元、明各代彩塑。其中正殿的“南海观音”是宋代彩色悬塑，曾被评为“最美观音”。
9月26日，外面大雨倾盆，大殿顶上有水珠滴落，原本布满灰尘的佛像底座上，雨滴的痕迹清晰可见。守庙人李天保发现后，拿来雨布和塑料袋，盖在佛像上，下面用瓦片压着，然后给文物局打电话汇报。
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李天保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爬不上高处，无法给漏雨的大殿扯一块挡雨布。这些还是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之后才做到的，他们找来脚手架，搭到屋顶，扯起一块大的塑料布，一点一点拉扯着，罩住了大部分佛像，光这一项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光村福胜寺内，雨布挡在南海观音塑像前。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李天保一直在旁边看着，“我在这死死守着呢，佛像不能坏了。”他今年56岁，已经在福胜寺守了10年，搭档刚刚由一名70多岁的老人，换成了50多岁的“年轻人”。
新绛县的大多数守庙人都和李天保差不多大，他的父亲也是从50多岁开始守庙，一守就是20年。接班之前，李天保也像村里的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父亲生病后，家人劝他留了下来，拿着一个月300块钱的工资，一干就是10年。
平日里，福胜寺并不开放，两把大锁锁住大门。李天保就住在大殿侧后方的房子里。屋里一床一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对面是火灾报警控制器和监控视频，连着围墙上的防盗感应器。李天保不大会用，有一次火警在半夜响起，他急得只穿了一件单衣，便踩着单车转了一圈，所幸是虚惊一场。
福胜寺后面的玉皇庙是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年无人看管。根据庙内碑文记载，玉皇庙最早于“元辽时建立殿堂，内无神像”，并于大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08年）补塑神像。
唐大华记得，他九年前看到玉皇庙时，正殿塌了一间，连门窗都没有。这次故地重游，“依然还是原来的样子”，甚至更加破败。
大雨那几天，曾经的守庙人荆润管回来查看情况，围墙坍塌，正殿漏雨。之前有裂缝的屋角用铁丝固定住，在这场大雨中也被冲开，塌了下去。
荆润管一家三代都曾住在这里，顺便照看玉皇庙。直到2015年，儿子结婚搬入新居，他们一家才搬走。这次回来，他也只是看完后向村长汇报，然后拴好木门离开。红色的木门上，用白色粉笔写着：谢绝参观。
光村的3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损伤，但鲜有人关注。村民说，也有文物局的人来看过，“他们说，国保和省保都保护不过来，其他的再等等。”村里曾做过预算，修好玉皇庙大概需要500万，仍在等待文物局的拨款。
光村玉皇庙正殿部分坍塌漏雨。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在唐大华看来，山西很多乡村都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的困境，若只靠村民筹集修缮经费，几乎不可能。
唐大华是个古建筑爱好者，自2012年起，探访了山西1000多处古建筑，并在网上创建了“随手拍救古建”专题。他的初衷只是想为保护古建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求个心安，“看着它们毁掉，不能无动于衷。”
没想到，“随手拍救古建”的话题在微博上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此事。2012年至2015年间，唐大华经常带着媒体记者去山西寻访古建。其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央视《经济半小时》于2015年连续推出4期节目，名为“山西：文物大省为何‘糟蹋’古建”。
数十家媒体的集中报道，也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2015年3月，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宣布，计划共同筹集15亿元，启动山西古建筑保护工程，抢险维修235处国保、省保木结构古建筑。同时，要求市、县两级政府筹集资金，对全省200多处元代以前的市保、县保古建筑也进行抢险维修，真正实现“全覆盖”。
自那以后，唐大华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一些。2018年，他与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再次回访山西古建，发现大部分国保、省保建筑都得到了保护修缮。
而那些散落在乡间的低保护级别、甚至未定级的古建筑，因数量大、保护经费和人力不足，总是被忽略、不得不“再等等”。
光村国保文物福胜寺的围墙上写着：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财富。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先撑起一把“伞”
另一座玉皇殿，因为一把“伞”在雨中幸存。
临汾市洪洞县贺家庄村，两层蓝色的彩钢瓦罩住了年老的玉皇殿，锃亮的不锈钢柱立在四周。庙前的地板还湿着，金黄的玉米棒子晾了一地；庙后方部分斗拱坍塌，几根柱子摇摇欲坠。
“如果没搭这个彩钢棚，这座庙可能扛不住这次雨灾，就塌了。”贺家庄村支书贺国平介绍，彩钢棚是两年前一位驻村干部组织搭的，他原本是县里的文物工作者。在他的极力争取下，为这座县级保护文物撑起了一把“伞”。
但“撑伞”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玉皇殿内一股霉潮味，顶上的柱子也有雨水侵蚀的痕迹。唐大华介绍，彩钢瓦虽然可以挡住大部分雨水，但也挡住了阳光，殿内变得潮湿。而北方的古建筑，在瓦片之下还会铺一层泥保温，赶上雨水大的时候，殿内的泥瓦木头也会被淋湿。如果不能及时晒干，湿墙变重后，也会加剧建筑坍塌的风险。
贺家庄玉皇殿上搭起了蓝色的彩钢瓦棚，即便如此，在这次大雨中，大殿背面仍有部分墙体坍塌，柱子掉落。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贺国平回忆，搭建这个棚子大概花了7万元，当时还请人做了修缮方案。他拿出了两本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工程总造价200万，其中工程费用占82%，设计费占7%，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
万事俱备，只差经费。
后来，那位挂职的村干部走了，玉皇殿的修缮计划也就此搁浅。“我们想修，但是哪里筹得到那么多钱？”这个11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只有一半，还大多是老人，以种植农作物为生。筹集200万难如登天。
文物数量大，经费和人力不足，这是山西文物保护普遍面临的困境。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院长任毅敏介绍，山西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古建筑有28027处，低保护级别和未定级的古建筑又占了大多数，若要保护修缮，需要大量经费。“虽然现在省级财政每年拿出1.7亿元，各地市财政也都有投入，但是和保护对象数量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除了财政拨款，山西省也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
2014年，山西启动《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立法。2017年3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启动低等级文物“认养”新政。在不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通过出资修缮、认养等方式，参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
截至目前，山西文物认领认养项目已经累计238处，但相比于2.8万处古建总数，还是太少了。同时，还面临着“认而不养”、认养后乱改建、使用不当等乱象。
此外，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一起推动了保护古建的“撑伞行动”。最早是长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何艳军发起的，由濒危文物所在村的村干部、村民等发起倡议，通过互联网平台筹款，志愿者和专业撑伞队伍完成施工。如今，已经在山西长治成功“撑伞”20处。
汤敏所在的公益组织“古村之友”也参与了“撑伞行动”，他将这笔钱称为古建的“抢救资金”。“完整修缮需要的资金太多了，但‘撑伞’的花费平均在2万元，几乎每个村子都能筹到。”另一方面，修缮文物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村民自行修缮可能会造成二次破坏，而“撑伞”的难度较低，可以为文物“续命”20年。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塌掉，搭棚子也是无奈之举。”汤敏表示，古建筑的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而当地的村民是古建筑保护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好的守护者。“我们在筹集资金的时候，也是在增强村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们参与进来后，文物保护，慢慢变成了文化保育。”
西庄村魁星楼正在修缮。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每处文物都有独特的价值”
也有“幸运”的魁星楼，在大雨前就等到了修缮。
闫家庄村十几公里外，西庄村的魁星楼是一座建于清代的三层三檐砖木建筑，1981年被纳入新绛县县级保护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出资对其进行保护修缮。
唐大华到达西庄村时，魁星楼的修缮工作正干得热火朝天，脚手架搭了十几米高，周围地上堆着沙石材料。据工人们估计，12月才能完工。周围的村民说，县文物局前后来考察了两三年，预计修缮费用近百万。
西庄村的人口是闫家庄的两倍，将近三千人。村民以做石雕生意为生，家家门口摆着形态各异的石狮子、拴马石、佛像等石雕，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西庄村庙会，各类小摊挤满了本不宽敞的道路。受访者供图
10月18日，正逢农历九月十三，是村里举行庙会的日子。
关帝庙前面的街上，人声鼎沸，小摊、小帐篷挤满本不宽敞的村道。彩色的糖果倒在铝盘里，现炸的苦荞片在漏勺里浮沉，铁锅里炖着冒白烟的凉粉，糖炒栗子在不停地翻滚……
这样的热闹庙会，一年也没几次。西庄村的关帝庙，也是一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院子里种着长青的柏树，木门是后来修建的，上面刻着浮雕：一九八六年生三十六岁合捐。细碎的阳光洒进关帝庙，射在门旁的大红灯笼上，正好照出了“保佑”二字。
村民信奉关帝，每逢初一十五，都会来给关老爷上香。84岁的李兰华，银发蓝衣，正在虔诚地上香、磕头，为关老爷供奉油灯。她算是关帝庙的守庙人之一，和村里其他几位老人轮流照应着这里。
李兰华进入西庄关帝庙上香。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太阳移到头顶上方，李兰华站在院门口张望，不停地念叨着：“几点了，几点了，他们要来了吗？”她在等来自新绛县盐湖区的蒲剧团。
在山西，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古庙，庙前通常都有戏台。庙会以此为中心展开，村庙不仅聚集了村民的人气，也是村子的文化中心。
“这戏是唱给神看的，也是唱给人看的。”村民给庙里捐香火钱，这些钱用来请剧团唱戏献给神明，人们也能借光看戏，剧团副团长张广平介绍。他常年下乡演出，有老戏迷跑到后台给他送自家的饼，还有人给他拿了一条烟，退休的老村长也来串场主持，人们总是盼着这样的热闹。
台上是粉衣长辫的王宝钏，台下大多坐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戏台上，身着绿衣的王母甩袖一唱：“三姑娘，开门来！”台下牛肉面摊的老板应了一句：“来啰！”众人大笑，好戏开场。
西庄戏台，台下大多是老年观众。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唐大华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乡村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更应该得到重视。”西庄关帝庙是清代建筑，按照文物价值，它的修缮理应排在诸多国保、省保之后，但它在1997年重新塑像，2004年新修院墙，都是村民们自发修缮维护的，捐款筹资的石碑还摆在院里。
“有些文物，虽然可能是低保护级别，但它代表了这个地方特别的价值。”任毅敏举例，正如有人长得漂亮，有人长得一般，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群体。每个时代、每个地域的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所在，“我们做文物保护，要保护的是文物的多样性。”
在任毅敏眼中，古建筑不仅仅是一个房子，更承载着历史文化和社会民俗，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地域特色，是历史和文化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
从业36年，他把自己比作文物的医生，希望“这些文物能在我们的呵护下，一代一代传承，让它永久地保留下去，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场大雨也给文物工作者提了个醒，“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我们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保护工作？”他希望文物的日常维护和预防性保护能得到更多的重视，“日常的巡护已经做到国保、省保全覆盖，市县保基本上是部分覆盖，我们正努力做到全覆盖，应保尽保。”
唐大华在山西走访了十几天，回到山东后，开始马不停蹄地更新“随手拍救古建”专栏。他看到国保、省保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缮，想让更多人关注到低保护级别的山西古建，“国保省保无忧了，轮也该轮到乡村小庙了吧。”
闫家庄村最近有个好消息。村主任闫益林说，近期有文物局的人来看过倒塌的魁星楼，“答应修了。”
“要是有人来修，我肯定帮忙，力所能及嘛。” 闫树德家的玉米地就在魁星楼附近，他天天骑着三轮车去地里抢收被泡烂的玉米，每当看到有人来拍魁星楼，就会停下来，热心地介绍一番。
闫建林明年就54岁了，又是一个逢“九”的年份。他盼望着，闫家庄的魁星楼能修好，自己和同龄人能再拍一张与魁星楼的合照。
（应采访对象要求，闫建林、闫树德、刘秀芬、李兰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王志敏 山西报道
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她儿子没工作，家有四辆车，钱是从哪来的？
·2019年6月，河南省委巡视组在开封市龙亭区巡视时，接到群众的一个匿名电话：
“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刘彩玲儿子没有工作，家里却有四辆车，收入与消费不成正比，她家的钱是从哪来的？”
·2020年1月，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文涛到村里向群众反馈：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用你们名字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刘彩玲已被‘双开’，区纪委监委对于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决不手软，感谢大家的支持。”
调查细节
2019年7月，一封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放在了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的案头，有人举报刘彩玲个人资产与家庭收入明显不符等多项问题。
刘彩玲，龙亭区房屋征收办的一名工作人员，长期在拆迁指挥部负责城中村改造项目测量、结算等工作。
虽然问题线索相对比较模糊，但办案人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龙亭区纪委监委纪检监察二室主任汪源接到交办的问题线索后，立即组织成立核查组，并通过分析研判会确定了“倒查摸排”的调查思路。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查刘彩玲的车辆、房产、存款等家庭资产情况，一路广泛走访群众，寻找突破口。
外调组迅速取得重大收获，证据都指向刘彩玲。“我们发现刘彩玲以其儿子、儿媳名义全款购买了房产及轿车，这些钱的来源，全是以他人名义套取的拆迁征收补偿款。”
走访组也从群众中捕捉到了问题疑点。
“刘彩玲曾让我在空白征收补偿协议上签过字。”秦大爷如实相告。
“我家房子拆迁的时候，刘彩玲让我和我老伴分别签过字。”王大娘此时还蒙在鼓里。
至此，该案取得阶段性进展。
进入立案程序后，审查调查组每天对案件进展情况汇总研判，证据逐一固定，链条渐渐严密。审查调查组人员深感责任重大，连天加班加点将大量征收补偿档案逐一过筛子的同时，对刘彩玲发起了正面“突击”。
“我之前确实建了房的，因为我是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没法用我本人的名义去领补偿款，所以我才让一些群众签了空白协议……”面对审查调查组的讯问，刘彩玲避重就轻，力证自己没有“空手套白狼”。
审查调查工作必须做到铁证如山，用证据和事实说话。审查调查组开展了深入的走访工作，“这里一直都是空地，从未盖过房。”“不可能，这套房与刘彩玲根本没关系。”在四邻多人证言下，证实刘彩玲所指位置是子虚乌有，她的谎言被揭穿“打脸”。
2019年9月，龙亭区纪委监委果断对刘彩玲采取了留置措施。在审查调查组扎实的证据面前，刘彩玲终于低头流泪。
她最早伸手，是从2012年开始。在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她动起了歪脑筋，让共有一套拆迁房屋的王某和何某分别签署了一份征收补偿协议书，在正常补偿过后，她虚构房屋，利用剩余的那份协议又再次申报了征收补偿款。
有群众回忆：“当时让俺家属签过字后，刘彩玲又让我签了一份，也没说为啥，我也不懂拆迁程序，就签了，后面该补偿也补偿了，不知道她竟用俺咧名字套国家的钱。”
“刘彩玲这个人性格比较强势，平时，她注意与人保持距离，办公室一般不让别人进，所负责的工作也不让别人过问。” 刘彩玲的同事说。
刘彩玲单位的领导也都没想到这名工作人员会这么大胆。她习惯以“拆迁时间紧，任务重”为由，拿多份协议催促领导签字，领导当时并不知道，这里面真中掺假。
刘彩玲拿到钱后，心中又兴奋又害怕。她拿这笔钱给儿子买了名牌轿车，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她的害怕与紧张烟消云散。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必然泛滥，特别是从2018年以来，刘彩玲临近退休，抱着给儿子多攒“家产”的念头，屡次伸出谋取不义之财的手。
刘彩玲虽知自己走向的是一条不归路，但又抱着侥幸。她每隔几天就请“大师”帮她“算上一卦”，还曾花费重金“请”了一尊佛像捐赠寺庙。不过，什么样的“神仙”和“大师”都“保佑”不了任性的权力。
2020年1月，经龙亭区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研究决定，给予刘彩玲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案资金予以追缴，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群众听到了刘彩玲被查处的消息，纷纷拍手称快，“谢谢你们揪出了‘蛀虫’，纪委监委的同志好样的！”
纪法小课
这些年，全国各地城市发展“加速度”，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让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因权力缺乏监督而滋生的腐败问题，也必须高度关注。
刘彩玲的贪腐行为，是群众身边腐败问题中常见的一类：通过材料造假等手段，违规套取国家项目资金。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虚报冒领行为，数额较大可能构成贪污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刘彩玲的虚报冒领，手段隐蔽，“胆大心机深”，企图蒙混过去，却没蒙住老百姓的眼睛。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抓住蛛丝马迹，向省委巡视组反映，巡视组快速转交问题线索，督促案件查办，这也契合了巡视监督的一大定位——聚焦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着力发现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和事，推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让群众感受到从严管党治党就在身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刘彩玲案不能止步于此，还要问一问背后的深层原因。她所在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存在制度不健全、分工不明确、执行不到位、监管漏洞多等种种乱象，因监管、履职不力，有10余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涉嫌违纪违法，也依纪依法受到责任追究。
之后，龙亭区纪委监委拍摄了警示教育片《贪婪的下场》，在区纪委全会前播放，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将以案促改通知书与监察建议书一并送达，督促案发单位认真开展以案促改，查摆风险点，建章立制，扎紧制度笼子，管好每一分征收补偿款。比如，制定出台征收补偿程序及实施细则；建立并严格落实初步摸底入户调查结果公开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业务培训；严格执行征收补偿安置政策，严格财务制度，严格征收档案管理；强化征收补偿工作监督，进一步规范房屋征收行为，确保房屋征收工作依法、有序进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张琰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纪委监委 龙纪严）
地上文物看山西：木的华章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佛光寺东大殿。 资料图片
山西是木的天堂。
2.8万余处古建筑像散落的珍珠，点缀着表里山河。其中，652岁以上的木结构古建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
诞生之初，它们中的大多数也许只是中国建筑家族里平凡的成员，但随着众多“美宫室”“高台榭”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山西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有专家分析，这得益于它历史悠久、气候干燥、曾经交通不便、一度社会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等。无论如何，今天，它们成为我们的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代表。
看到应县木塔后，中国当代建筑大师、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写信给妻子林徽因：“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寻找到佛光寺后，梁思成这样写道：“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
近年来，有一批古建爱好者，他们不全是山西人，但都对这里非常熟悉。有人拍摄古建筑，赞叹乡间村野里直径过米的粗壮大梁；有人手绘古建筑，用笔勾勒出历史的遗韵；有人讲述古建筑，带领全国各地的爱好者踏上研学之旅；还有人直播古建筑，让网友“云游览”古代建造技艺。
“中国人认为五行里，木头最贴近人的生命，最温润，中国人把木结构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珺说，他到过山西晋祠四次，每来一次对晋祠美的感受就更深一层。“一个非常好的古建筑适合一看再看，因为它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甚至早晚不同时刻，美是不同的。”
梁思成认为，中国建筑数千年来，始终以木为主要构件，砖、石常居辅材之位，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构筑系统。中国建筑的墙与欧洲传统房屋中的墙不同，它不承受屋顶或上面楼层的重量，因而可随需要而设或不设。建筑设计者通过调节开敞与封闭的比例，控制光线和空气的流入量，一切全看需要及气候而定。
由于木结构构件间由榫卯相连，富有韧性，于是产生了“墙倒屋不塌”的现象。随意走访几处木构古建筑，就会发现它们最美的地方在屋顶，屋顶坡面、脊端、檐边、转角等各种曲线给人柔和壮丽之美，尤其屋檐下的斗拱，宛如一朵朵绽放的鲜花。
对此，梁思成写道：“在纪念性的建筑上，建筑规范由于采用斗拱而得到丰富。斗拱由一系列置于柱顶的托木组成，在内边它承托木梁，在外部它支撑屋檐。在演进过程中，斗拱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比例。早期的斗拱形式简单，在房屋尺寸中占的比例较大；后来斗拱变得小而复杂。”
由于木结构古建筑怕火、怕雨、怕虫等，至今在中国没有发现唐朝以前漫长时期内所造的木构建筑。而传承至今的古建，历经风雨沧桑，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份辉煌的艺术遗产。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不少珍贵古建获得新生，但保护传承的任务依然很多很重。
6月3日
探访中国现存最早的戏台
“三五步千山万水，六七人百万雄兵。”记者站在金代二郎庙戏台前，凝视着这方小天地，想象着古人在上面描摹善恶忠奸，演绎悲欢离合。
戏台耸立在王报村高岗上的二郎庙内，距离高平市中心8.5公里，翼角倔强地超过院墙向空中翘起。前檐下两根粗大的立柱格外醒目，木柱立在石柱上，通高3米多。须弥座台基历经800余年的风雨侵蚀，它的部分石刻、线刻图画的容颜已受损，但戏台的“出生证明”仍清晰可辨！在一块束腰石上，刻着“时大定二十三年岁次癸卯仲秋十有三日石匠赵显赵志刊”，说明二郎庙戏台创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即公元1183年，距今已有837年的历史。
然而，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还不足20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原所长冯俊杰，在电话里回忆了他和学生们发现二郎庙戏台价值的那段往事。
20世纪90年代，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开始对全省古戏台、碑刻进行全面调查。1998年6月30日晚，他们坐车回临汾的路上，看到远处有一座庙，于是前去探访。“当时院子里长满了草，达到胸部那么高，往前行走都困难，戏台顶部的一些木料已经脱落掉在地上。”由于天色已晚，他们没来得及细究。但冯俊杰始终没有忘记这座古戏台，2001年4月29日，他带领3名研究生专门前去探访，看到戏台的须弥座式台基后，安排学生们拓上面的线刻图画，结果同时显现出创建年代的文字！
“非常兴奋。”冯俊杰说，一座金代戏台，历经800余年的天灾人祸、风雨剥蚀后，在一座不起眼的庙宇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中国戏剧史、剧场史和古代建筑史的教学与研究，从此拥有了一座不可多得的金代实物，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它说明在宋金元时期，戏曲在农村已非常繁荣，成为祭祀仪式的一个重要部分。“金代戏台是亭子建筑，三面观或四面观，砖墙是后人砌上去的。那时候角色主要是5个，有时候4个，所以舞台比较小。”
在高平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展示了一张它的老照片，记者突然想起《山西古戏台》的作者乔忠延在书中描写的他见到二郎庙戏台时的情景：“一座木构顶冠活像被啃噬过的鱼骨架，尚未塌落的地方绝似吃剩的残肉。而那残肉却又不似在鱼骨上那么粘牢，随时像要被风吹落，被雨浇掉。真让人揪心，揪心！”
这种长久的落魄与凄凉终于在2008年画上句号。随后的一年多里，国家出资对其进行了维修。戏台所在的寺庄镇文化站站长秦海宝专门在二郎庙内用展板介绍了戏台被发现、修缮的过程。
走出二郎庙，记者站在高岗上俯瞰王报村，不远处的小学响起音乐，孩子们放学了。秦海宝指着学校方向说：“你看，那里还有两座戏台。”记者走近发现，一座叫“王报人民舞台”，看上去比二郎庙戏台大很多也年轻许多，现在是高平市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院子两边建筑的二楼是看台；另一座是现代戏台，秦海宝说，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庙会时，村里要请人唱上党梆子和上党落子。“台下满满的都是观众。”
真好，戏曲文化在这里千年传承。40岁的村民郜晋霞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抽空还在快手平台直播唱戏，目前已收获4万多粉丝。如今，王报村已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秦海宝期盼“王报人民舞台”也能得到修缮。
6月4日
探访中国现存最早的民居
古民居保护是个难题。因为产权一般属私人所有，老百姓会对旧房进行自主更新，因此不少古民居在拆旧建新中消失。高平姬氏民居历经700余年的沧桑保留至今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晋城博物馆研究员张广善发现它的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1986年，高平开展文物大普查，张广善参与其中，当时大家把重点目标放在古寺庙上。一次走访中，张广善和同事走散，独自一人来到中庄村。因为无人带路，就去找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时书记的老婆正在做饭，张广善看到旁边的姬氏民居，就问她这座庙怎么回事，没想到她说：“这不是庙，是住的房子，还有字呢。”那时姬氏民居里还住着人，张广善就前去问情况、看字。“看完，我觉得非常惊人，斗拱、柱子等都很古老，再结合题记，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元代建筑。”普查结束后，张广善请省内外的古建专家来看，专家们也持肯定态度。
“根据记载，晋城在元代经济状况比较好，姬氏民居最初的主人在建这座房时经济条件应该不错，后来这个地方衰落了，老百姓没有能力不停地修建房子。”张广善说。
20世纪90年代初，姬氏民居收归国有，以防村民因实际住房需求将房子拆掉，1996年姬氏民居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家投资对它进行了维修。
姬氏民居距离高平市区18公里。到了村里，记者爬上一个长坡，再转个弯就看到它所在的小院。这是中庄村老的居住区，一座老房子连着一座，人去屋空，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姬氏民居被其他民居包围着，仅小院内就有三道门，通往其他院落。
这座小巧的民居面阔三间，悬山式屋顶，砂岩石柱支顶檐面，檐下斗拱简洁疏朗，木质门框上雕刻有花边，在一个青石门墩上刻有“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岁次甲午仲□□□姬宅置□石匠天党郡冯□□”等字样。表明其建于1294年，今年已经726岁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民居。
“咱们村成了一个空心村，最怕的是火。”39岁的村委会主任卫志青看见有陌生人进村，赶紧跟了上来。他说老的居住区没人住后，防火成为村干部们的首要任务。他们组织人一年两次为姬氏民居屋顶除草，还要把民居后面院子里的荒草清理干净，看到陌生人上来就得盯紧，防止有人抽烟、搞破坏。在镇上近10万元的支持下，他们拆了姬氏民居旁的部分危房，墁了院子，修缮并租赁了小院南边的三间民房，办了一个小型展览。
卫志青说，姬氏民居虽然体量小，但一年四季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现在村干部们正在积极申报传统村落，他希望得到资金帮扶后，能修缮起村里的老房子，带领村民们发展乡村旅游。
6月6日
探访现存最有名的唐代木构建筑
费慰梅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美国学者，在她的著作里记载了80余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寻找佛光寺的不易。那是1937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先乘坐火车、汽车，后换骑驮骡，在荒凉的山道上一路颠簸到了五台山。他们对佛光寺东大殿的第一印象是：“一层高，雄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第二天，他们开始仔细地调查：“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脊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工作至苦。”
虽然很辛苦，但梁思成和林徽因终于发现了日夜梦想的唐代木构建筑。他们发现东大殿梁下的墨迹上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名字，东大殿前的唐经幢上有女弟子宁公遇和唐大中十一年建的相关记载。殿内唐代墨书和殿外唐代石经幢相互印证，成为大殿创建年代（公元857年）的重要佐证。
宁公遇，其人不凡，但确切身份尚无定论，有学者推论，或为大唐公主。
如今前往佛光寺的道路并不难走，但没有直达的班车。为方便行程，记者包下一辆出租车，司机给出的条件是一上午看完佛光寺和南禅寺。
从五台县城出发，40分钟后到达佛光寺。跟以前不同，现在景点不收门票。记者登记信息、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后，走了进去，里面游人不少，有普通游客、僧人、研学的人。工作人员也跟着忙碌起来，有的坐在大殿里看护，有的拿着扩音器巡查，不时提醒游客不要抽烟，不要乱摸乱踩，禁止对彩塑壁画拍照等。
现在佛光寺内有十余名工作人员日夜看护，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临时工，每月上够26天班能拿到1700元，单位管吃管住，但由于实行“寄宿制”，工作人员平时下班后也不能回家。因为工资低、不自由，佛光寺存在留不住人的问题。
再见佛光寺依然有种摄人心魄的敬畏感。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古刹，鸟鸣山幽，芍药花开得正艳。唐代建筑东大殿屹立在高台上，单层七间，气势巍峨，斗拱雄大。殿内保留下的唐代壁画是中国现存珍稀的唐代寺观壁画，此外还保存有30余尊唐代彩塑，这些塑像姿势不同，服饰各异，表情丰富，体态丰满，部分菩萨还穿“露脐装”，展现了唐朝的开放大气。
梁思成认为唐代的雕像更加自然主义。“大多数立像呈S形姿势，由一条腿平衡，放松的那条腿的臀部和同侧的肩部略向前倾。头部稍稍偏向另一边。躯体丰满，腰部仍细。菩萨的脸部饱满，眉毛优雅地弯曲，很自然地呈弧形勾画出天庭。鼻子稍短，鼻梁稍短也稍低。鼻端与嘴稍近，嘴唇更有表情。发际移下，额头高度稍减。这时期的菩萨像的装饰不那么华丽了。头巾简化，头发在头顶上堆成高髻。服装更合身。仍然戴着珠串，但挂着的饰物减少了。”
走出佛光寺，记者打车赶往南禅寺。南禅寺大殿的体量虽然不大，但却是目前发现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始建年代不详，大殿在公元782年经过一次重修，内梁架上有“大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重建”题记。大殿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结构简洁，技法纯熟古朴。
南禅寺负责人石虎康热情地介绍了南禅寺大殿和殿内的塑像。只见大殿内佛坛上，塑有彩塑十余尊，有释迦佛像、阿难和迦叶二弟子像、文殊和普贤二菩萨像、四尊胁侍菩萨像、护法二金刚像、童子像等，塑像灵动丰润。石虎康指着右手边三尊彩塑说：“你看，乘象的是普贤菩萨，牵象的叫獠蛮，旁边的童子双手合十，凝视着菩萨的行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普贤菩萨给人安然自得之感，獠蛮似乎赤脚踏于泥泞中，右手置后，左手握拳，用力牵引，好像听见菩萨吩咐后若有所思，身旁的童子显得天真活泼。
不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伙歹徒潜入南禅寺，将守护寺庙的两个男子用绳子捆缚起来，又将一女子控制后，从大殿中抢走了三尊彩塑。
“这就是为啥我们在招聘看护员时，提前商量好，没事别离开，宁可躺着睡觉也别离开寺庙。”石虎康说，南禅寺离县城20多公里，位置偏僻，周边道路也不好走，真要发生什么事情，自救很重要。
和佛光寺看护员的情况类似，南禅寺同样也存在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石虎康告诉记者，他在这里的两年内，人员换了三分之二左右。
6月9日
探访现存世界最高木塔
“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应县木塔的名声，在北方无人不晓。
这座塔有多美好？梁思成在给林徽因的信中说：“今天正式地去拜见佛宫寺塔，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地倾倒……”
梁思成在《中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写道：“在桑干河的平原上，离应县县城十几里，就可以望见城内巍峨的木塔。这座八角五层（连平座层实际上是九层）的塔，全部用木材骨架构成，连顶上的铁刹，总高六十六公尺余，整整二十丈。上下内外共用了五十七种不同的斗拱，以适合结构上不同的需要。唐代以前的佛塔很多是木构的，但佛家的香火往往把它们毁灭，所以后来多改用砖石……我们看到了中国匠师使用木材登峰造极的技术水平，值得我们永远地景仰。塔上一块明代的匾额，用‘鬼斧神工’四个字赞扬它，我们看了也有同感。”
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距今已有964年的历史，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外观为五层六檐，是现存世界上最高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
“我们保护应县木塔的责任重大，防火压力非常大。”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所长方国一介绍，目前所里共有69名员工，其中正式工32名。除了监控全覆盖外，所里实行24小时看护制，晚上有6名工作人员携6只警犬值班。应县还成立了木塔专职消防队，应对紧急情况。此外，山西省人大在去年通过了《朔州市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保护条例》，从地方立法角度加强对木塔的保护。
针对木塔由来已久的“倾斜”问题，据相关人员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对木塔的变形和严重残损构件进行监测。
在《梁思成全集》里，有这样的记载：“民国二十年木塔遭受了最大的厄运，邑绅们将各层灰墙及其内斜戗拆除，全数换安格子门，不惟各壁内原有的壁画全成尘土，而且直接影响到塔身之坚固上，若不及早恢复，则将不堪设想了。”
夕阳西下，记者站在远处观察木塔，倾斜的身躯、二层西面往下沉的屋檐让人看着揪心。为保护木塔，当地已多年禁止游客攀登，木塔的保护维修工作也从1989年走到了2020年，30余年过去，不禁问一声，我们何时、采用何法为它除疾？（记者王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