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惠州日报-惠州新闻网】
抗战时期，始于大鹏湾沙鱼涌，途经淡（水）澳（头）地区、永湖、三栋、惠州城区的水陆交通线，成为群众生活、军事物资运输要道，“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滇缅公路’”（见高乔、洪东所撰《东江纵队与第二条“滇缅公路”》），而地处这条战略要道中途的三栋，硝烟四起，演绎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被日军炸毁的水东街。本版图片 侯县军翻拍
日军入侵华南欲切断内地与香港联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相继攻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成为我国抗战外援军用物资主要进口门户，因此，广州无时不在日军觊觎之中。惠州面向大海，又是军事上拱卫广州的重镇，故成为日军的目标。
1938年10月12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日本南支派遣军在大亚湾澳头、霞涌一带登陆，拉开入侵华南的序幕。当时，日军在大亚湾海面集结两个师团和一支先遣队，共约4.5万人，分三路登陆。
香港《申报》分析日军华南登陆的目的之一：“为截断粤汉铁路，使内地与香港隔离，致军火不能进口，货物不能出口。”
日军登陆大亚湾后，旋即受到中国守军的猛烈反击。中国守军因寡不敌众、战术失策而连丢城池。数日内，日军连续攻陷澳头、淡水、坪山等地，直逼惠州，至10月21日占据广州。
对这段历史，《惠阳县志·大事记》记载：“10月12日凌晨，日军4万余人在大亚湾登陆。13日，进占淡水、永湖、镇隆、陈江。15日，惠州守军与敌激战数小时溃退，日军第一次进占惠州城，大肆烧杀。”
1938年11月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日军在惠暴行：日军刚到惠州，强盗恶魔的脸孔便昭然若揭。烧杀抢掠七八天后，日军变得假惺惺，“寇酋始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号召，设维持地方治安委员会，以日人主之，而杂以汉奸数人”。然而，日军见城内已无可掳掠，渐赴各乡村放肆抢夺。
“日军的胜利，不过是表面的成功，华方的守军，实力未损，大半都退入城镇附近的山林中，日军除占领淡水、澳头、坪山、惠阳、博罗、增城等重要据点，连公路河道都无力控制。”1938年11月14日的《申报》报道《惠阳民众成立武装卫乡决死团》，刊载了一位游击战士的谈话称，日军所能占领的地方实力也很单薄，如淡水一带，不过驻扎数百人，惠阳也未及千人，其他地方，甚至仅驻扎数十人。
面对日军的入侵，惠州军民奋起抵抗。1938年11月14日《申报》报道《粤东江开始游击战》称，东江“草莽英雄崛起保卫桑梓”“现在日军深入东江，敢作敢为的草莽英雄，为了桑梓之故，咸挺身而出，东江的游击战，遂于本月初旬次第开展，有几回收获意想不到之胜利”。
11月20日《申报》消息则称：“东江方面，自本月初旬起，各地民团会合军队，首先由马安反攻平山，三日克坪山，永湖、三栋游击队，由附近向淡水袭攻，八日克淡水。日军乃急集坪山圩、龙岗圩、鸭仔埗、镇隆，思欲保持十月十一日登陆时之要道。”
1939年1月初，日军弃惠，临去时，将东新桥、圆通桥、近秀桥、横槎桥等交通设施炸毁。
惠州自古为东江流域的交通枢纽、货物集散地，以城乡物资交流为主。广州沦陷后，广九铁路为日军占据，珠江口也为日本军舰所控制。从此，内地和香港的交通受阻。1939年夏天，沙鱼涌成了内地与香港交通的重要口岸，而邻近的淡水成为重要交通枢纽。
由沙鱼涌至淡水的路上，肩挑的、骑自行车运货的络绎不绝。水路运输靠木船由沙鱼涌到坪地西坑落船，沿淡水河，经淡水、永湖、三栋至惠州，再转至大后方的一些省份。这条商品通道沿途各地开设有饭店、旅店、摊档，日间喧闹拥挤，夜间灯火通明。
西枝江及其支流淡水河流经三栋，上至淡水、下达惠州，水面宽40米，可通帆船或小汽艇，交通便利，历来是舟楫要道。当西枝江成为香港通往内地的要道、进出口货物唯一的运输线时，三栋河段除有数百艘帆船航行，还有不少小汽艇辅助运输，航运繁盛一时。
随着人员过往频繁，货运繁忙，三栋各行各业骤然兴旺，圩镇饮食摊档多至数百家，被称“月有九圩”，圩日食盐交易多至千担，牛交易多至300头。
“无形中变成了一条打不烂的运输线”
根据高乔、洪东撰写的《东江纵队与第二条“滇缅公路”》载，当时“各地客商云集淡水，进出口公司多如牛毛，有香港商人，也有本省和外省的，更多的则是淡水本地的老板。淡水镇一时热闹非凡。进口物资主要是棉纱、布匹、胶鞋、石油产品、汽车零件、轮胎、机器、西药等；出口物资主要是三鸟、粮食、矿产品、桐油、土纸、中药材等。进口货物运至淡水后，转运惠州、兴梅、粤北、广西、贵州、四川等。这条通道，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滇缅公路’”。
为扰乱中国军队的这条交通命脉，日军经常来轰炸。1940年9月30日《大公报》刊登的《略谈淡水妇女》称：“居民在警报中过活，天一发白便向城外村落躲避，下午二三时才回得来，开始各种工作或买卖，城中一天有大半天是空的。尤其是妇女为照料家庭及小孩，更没有空顾及旁的。”淡水籍革命人士邓秀芳在《淡水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之“淡水第二次沦陷期间”写道：“日军为了切断这条交通线，经常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虽然炸死了不少人，烧了不少物资，但商人有利可图，搬运工人有活可干，小商贩有生意可做，都不愿离开。每次飞机来了就疏散躲一躲，飞机走了，照常运输，照常做生意。无形中变成了一条打不烂的运输线。”
1941年，抗战进入更为艰难时期，物资短缺，奸商囤货以求大发国难财者有之。战争破坏、自然灾害、经济衰退，中国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此时加大侵略强度，意在摧毁地方经济，迫使中国人民屈服。
1941年2月4日，日寇1000余人，从澳头小桂登陆，侵占淡水后，截断粤港韶（关）国际交通线。1941年5月，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日军据惠仅仅三天，却四处放火焚烧，分别在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万石路以鸣炮为号，炮声一响，即放火焚烧商店民房。此外，西湖名胜如栖禅寺、永福古寺、元妙古观和东坡亭等古迹均遭焚烧，城内被大火烧毁的商店和居民住宅达八九成。惠州人把第二次沦陷的遭遇称为“大烧屋”。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不少商贩从香港贩进大批旧衣服在三栋圩镇销售，盛极一时。这段时期的三栋圩，除坐商外，流动商贩特别多，有本地人，也有来自永湖、良井等地的人。每逢圩日，流动商贩多至2000担（档），在指定的“行”市露天摆卖，商品有稻谷、蔬果、三鸟、鱼虾、食盐、小农具、竹器等，琳琅满目，满足附近乡民日常所需。
三栋原旅港村民纷纷回乡避难。如旅居香港的三栋沙澳富商、天元商行股东之一何伯佑带着家人从香港返回沙澳避难。据说其避难沙澳之时，吃的是白粥加咸菜，何伯佑独自一人挂上餐巾，用右手小心地夹几粒咸菜放在左手的汤匙上，慢慢往嘴里送，大便时更要有两个仆人跟随，一个撑伞，防止茅坑上尘灰掉下来，另一个拿着打狗棒，防止野狗靠近，落魄之际还不忘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令人捧腹。
据统计，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有不少路过或流落三栋的港人，这些难民中，小孩被收养者数以百计，饿死圩亭者亦上百。国破家亡之际，个人的人生际遇令人唏嘘。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报道“日本投降矣！”。
抗战交通运输线在解放战争时期仍发挥作用
1942年2月4日，日军第三次入侵惠州，凶狠本性无以复加。惠州文化名人王映楼在《惠城四次沦陷纪实》里说，日军留惠6天自动离去后，人民入城，见积尸遍城内外，各自认其亲属，收殓掩埋，多自钉薄板以葬，一时号哭之声，震天动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栋成为避难之所，惠州城里的人纷纷涌入，艰难度日。
惠州名士冯重熙千字纪事诗《日祸行》，记录了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和惠州生灵涂炭的惨况。冯重熙在《日祸行》中数次提及自己避难至三栋乡间，1938年“两日惠州陷，予家洛塘滨。两女携眷聚，长甥伴前尘”，1941年“携眷走官桥，冒雨溅泥浆。匍匐断桥边，景况最悲凉”，1944年“诗庚岁暮章，半徙木沥乡。宗人勤招待，情谊莫能忘”。这些诗句，刻画了一个在家园破碎后颠沛流离的游子见到三栋亲人时的悲喜。
1945年年初，日军侵占韶关各地后，为防止盟军在华南沿海登陆，在沿海地区增兵一个师团，重新占据沿海地区各重要据点。1月14日，惠州第四次沦陷。
在亚太战场日薄西山的日军，一改此前三次脸孔，采取所谓“怀柔政策”，以“中日亲善”口号试图蒙骗惠州人，城内大开“黄赌毒”，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迷幻之境。然而，《广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指出，在日军“三光政策”下，又有四五百名居民被屠杀。三栋圩的三圣宫、山下村、坦坡围村、河村，均有日军驻扎。日军任意抢掠财物，乡民纷纷逃避，寝食不安。
此次，日军侵占惠州超半年，至势穷力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16日，东江日军在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向中国军队投降。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惠淡河牛郎径税站在淡水河畔设立，负责惠州、三栋、永湖、良井到淡水的水陆交通线上的税收。由于是交通要冲，又是兵防要地，每天商旅运进来的布匹、棉纱、煤油、胶鞋等工业品及药品和输出香港的三鸟、山货、粮食、蛋品及矿产品甚多。抗战时期形成的交通运输线，在解放战争时期依然发挥作用，影响深远。
揆诸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占领前还是撤出后，日军都对澳头、淡水、惠州等重要地点实施不间断的袭扰和轰炸，直至再次占领或战争结束。日军选择大亚湾作为登陆地点，是经过周密推演和缜密筹划的，其中就包括切断或摧毁这条始于大鹏湾沙鱼涌，途经淡（水）澳（头）地区、永湖、三栋、惠州城区的水陆交通线。
作为这条大动脉中间节点的三栋，以此参与和见证了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独特的脚注。
（侯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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