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程凯：给一个理由先
华夏时报：程凯：给一个理由先 更新时间：2010-5-29 0:03:44 5月24日是个令人兴奋的星期一，上证指数大涨89.9点，从前一个周五的最低点2481点算起，到当日收盘的2673点，已经有了7%的反弹幅度。下班时，电梯里偶遇两位摩登女郎，一人问：“股市今天为什么涨？”一人答：“奥巴马来了。”
如果奥巴马来了可以成为指数上涨的理由，股民们肯定都盼望奥巴马住在中国别走了，可偏偏是这位女士搞错了，奥巴马没来，来的只是大大小小数十位部长级官员，参加的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来了”，只不过是她在自己心里给股市上涨“给的一个理由先”。
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理由。对于周一股市上涨，还有一种说法：《华夏时报》上周末一篇报道中引用了发改委产业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结果被个别媒体改头换面拉起了“发改委表态房产税3年内免谈”的大旗；到了周二，股市又跌了，又有权威媒体给找到了理由先：下跌源于发改委“辟谣”，因为研究员不代表发改委。
股市涨涨跌跌，发改委的故事和奥巴马来了的故事却异曲同工，都是为了一个已知的结果，给出的一个理由先。
遇事给个理由先，是理性的反应，一则稳定预期，二则指导行动。不过，对于全球80万富士康员工来说，他们现在遭遇到的，恐怕是“理性的、太理性的”了。
富士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串冷冰冰的数据，1月份1个，3月份2个，4月份3个，5月份5个，短短5个月时间，已经有11位富士康员工选择了轻生一跳。当第10个人选择放弃的时候，有人说会有第11个，果真就有第11个；当第11个人选择结束的时候，有人说会有第12个，果真又有第12个。一个个预测的人都很理性，但放弃生命的人却非理性，我们为他们给出一个又一个理由，却听不到他们自己的理由。
只用数据说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成了亚当·斯密笔下的超级理性的“经济人”了。
作为“经济人”，是这样看问题的。一种看法，来自富士康的外部，富士康是个血汗工厂，这是最宏观的思考，富士康悲剧，代表的是中国代工的穷途末路，这是一个出口导向、微薄利润空间之下必然出现的血汗工厂；另一种看法，来自富士康的内部，富士康不是一个血汗工厂，这是最不负责任的思考，但也是基于自身角色的理性思考，富士康悲剧，问题并不出在管理制度上，问题是孩子们太年轻，太脆弱，还有媒体的蛊惑太具传染性。
无论是对血汗工厂的指认，还是对血汗工厂的反驳，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这是一本经济账，是数字游戏，但这种数字游戏对于富士康的员工来说实在是一种冷暴力。媒体的理性，是指斥企业家的冷血，是富士康组装的一个苹果手机中代工费多少钱，却忘记了80万人的就业，忘记了几十万的大工厂其实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企业家的冷静，是一味地撇开责任，从80万分之12的概率来看待问题，强调贡献了多少出口，多少就业，却忘记了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生命，与概率无关。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讲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曾经的落后，是源于缺乏数字管理。现在老大帝国迎头赶上来了，难道就只剩下数字管理了吗？
当我们第一反应给一个理由先的时候，起作用的其实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思维定式，我们的世界观。在富士康事件中，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主流定式依然是“市场解决所有问题”，依然是无所不在的“经济人”，是亚当·斯密说的每一个利己的“经济人”，最终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达到利他的结果。
富士康的郭台铭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个标准的“经济人”吗？富士康的成绩和贡献不容置疑，郭先生的企业家精神更是值得称赞。但是，企业家精神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即使是郭台铭先生亲自出场，还是会有员工继续选择轻生。郭先生本周终于带着数百位记者来了一次“工厂自由行”，但是，我们能听到的看见的，仍然是一个企业家的标本，分析的是管理，考虑的是数据。郭先生是80万富士康员工的衣食父母，但无奈的是郭先生当不了80万人的父母，80万人对于郭先生来说，只是劳动力，是生产函数等式的另一边。
如果说，“经济人”的思路不能解决生与死的选择题，那么我们只能指望不经济的人了，看不见的手不能解决问题，看得见的手就能解决吗？但如果看得见的手，也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看待事物时也是一样的“经济人”眼光，结果肯定还会是一样。
政府当然开始行动了，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到了现场，中央调查组也奔赴深圳。但除了政府不应该只讲经济之外，属于工人自己的比如工会组织则应该是更不讲经济的。要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找企业，可以找政府，可以找理由，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先行动起来。
80万富士康的兄弟姐妹，从今天开始关注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们是一家人，是一个无数小社区集合成的大社区；郭台铭先生，你已经准备给员工加薪了，你还可以亲历亲为体验一下你的准军事化管理，让员工知道你关心的不仅仅是利润；还有关注富士康的几百位记者们，你们不应该只是观察者、报道者，还可以是志愿者、社会工作者。
几年前有一桩争论，一位社会学家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太多了，社会学家太少了。恐怕就是如此，如果要给一个理由先，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答案当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