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机制转型：上海国资投石问路
投资机制转型：上海国资投石问路 更新时间：2010-9-24 8:01:52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发自上海
上海正在探索建立“国资VC”体系。浦东新区先行先试，以“浦东科投”和“张江科投”两大国资投资平台，解决高科技企业初创期的融资困难。9月13日，在“浦东科投、张江科投支持高端人才创业”签约仪式上，首批6家科技型企业签订了约3.4亿元的融资支持协议。上海以财政和国资托底，国资投资机制已跨出了转型的探索步伐。
国资首次扮演“风投”角色
国有投资公司扮演“风险投资”的角色，在上海还是首次。为此，浦东新区政府今年专门设立了隶属浦东科投的初创期企业投资基金，8月正式开始运作。负责基金具体投资运作的上海普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浦东科投准备拿出3个亿支持初创期企业，目前已到位1个亿。”
与浦东科投相对应，张江科投对初创期企业也会有支持举措。“不过我们是国资运作方式，张江科投则采取公司化管理。”金彪说。
格林百奥生态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此次“国资风投”的受益者之一。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总裁王寅博士虽然手握先进的生态材料科技，却一度陷入“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在浦东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我们也尝试了担保、质押等多种融资模式，但后来发现，这些方式的决定权都还在银行。由于我们公司缺乏抵押物，而且产品是新研发的，银行觉得风险过大，不愿意放贷。”如今，在获得浦东科投1500万元股权投资后，王寅终于可以正式进入产业化扩产阶段。
9月13日签约的6家中小科技企业，全部集中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上海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不过，金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其中只有一两家属于初创期企业，日前已实现初步签约，投资流程还未全部完成。”而6家企业中的多数已在细分行业占据领先地位，并具有明确的产业化前景。
“国资投资初创期企业是一个新的尝试。以前市场层面有风投等涉足初创期企业，但政府这个层面没有介入。政府偏好的是已经做出一点迹象，并且跟今后产业发展方向吻合的企业。我个人认为，政府关注与新兴战略性产业形成相关的初创企业，对这块进行介入、探索和尝试，还是很值得的。”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浦东新区国资委主任陆方舟也表示，这次探索，可视为浦东国资投融资体制的一次突破。“我们就是要改变投资阶段，主要投资初创期企业，不追求Pre-IPO，不以利润为导向。”陆方舟说。
事实上，早在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张江高科技园区调研时指出，解决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关键是改革现有国资投资机制，希望浦东先行先试，为全市探索新路。
浦东开始探索上海全市的国资投资机制改革方案。7月19日，浦东新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通过浦东科投、张江科投支持高端人才集聚浦东开展科技创业的试点方案》，方案明确，将在“十二五”期间，统筹安排20亿元，通过浦东科投、张江科投2个国有创投公司，投资支持一批高端人才创业项目。
国资VC改变退出机制
资深IT人、骨灰级网游玩家瞿闻豪，2009年8月在上海松江区正式注册了上海魔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网络游戏自主研发与运营。初创期的魔笛，拿到了一笔400万元的天使投资，运作至今，随着游戏产品“劲唱团”研发完成，即将公测，天使投资也已消耗过半，瞿闻豪开始觉得有二次融资的需求。听闻最近的消息后，瞿闻豪也想求助于国资。
不过，在与上海普德接触以后，瞿闻豪有些失望。“我理解的初创期企业和普德理解的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初创期企业并不是指公司刚刚开业，而是运营时间在五年以内、已经做出了一定成绩的企业，要么已经开始赚钱了，要么就是有一定的口碑和用户。他们的基金还是比较保守的，不求高回报，但也不愿承担高风险，和社会上的天使基金还是有些不同。”
而且，据上海普德称，初创期企业投资基金只投向注册在浦东的高科技公司，注册在松江的魔笛显然不在其列。
上海普德究竟如何甄选初创期企业，金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还是要看具体项目本身，当然要符合上海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战略。”
浦东科投总经理李勇军也表示，对于投资公司来讲，最大的风险来自项目本身，因此在挑选项目、尽职调查、投资之后的监管方面，会更多地发挥专业团队的经验。
而对入选的项目，浦东新区“国资VC”将改变一般创投企业以项目分红和股权溢价转让为主的资本获利退出机制，在退出时可根据与科技企业的事先约定，保留部分股权在企业，也可只按“本金+利息”退出，以达到阶段性扶持的目的。这一做法在全国尚属首创。
在资金的管理上，也变项目管理为额度管理。对创投的国资不单纯以利润作为评价体系，而是综合评价其成效，包括被投资项目的科技创新能力、对产业的提升作用、税收、就业以及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情况。
为吸引市场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在项目投资失败时，浦东科投和张江科投可以先于市场机构承担损失。
“国资转型做VC，这一步走得非常对，对国家的产业调整有很大作用。国家就是补市场之不足，现在初创企业的天使投资、种子投资比较缺，市场哪块缺，国家去填补，这是对的。早期企业的扶持，风险比较高，还是应该由国家负担。” 国内风险投资行业研究的领航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风险投资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曼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看来，国资承担更多风险、对民资让利的说法，“带有强烈的对国资的偏好。如果是这样，怎样对钱进行长期管理？”张晖明表示，“风险投资如何退出，是市场环境问题，不是投资机制和数量的问题。至于评价考核机制，风投都是按总额来评价，而不是按项目评价。风险投资应该只有一套市场规则，国资与社会资本应该同样遵循。”
上海积极推进“对接”工作
据了解，做好“对接”工作是上海市正在积极落实的一项举措。“一方面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缺钱，投融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另一方面是一些投资型企业有钱没处投，这中间有一个对接问题。对接既有制度层面，也有操作层面的问题。在政府、基金、企业三者之间怎样形成一种有效的、有机的互动，是我们所希望的。”杨建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国资以引导基金的模式，吸引社会上的创投资金共同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支持，也是浦东科投与张江科投采取的操作方式。“今后我们还会和一些社会上的VC合作，放大资本总量。与浦东科投已有合作关系的知名VC，比较好打交道，有可能进一步合作，此外，也不排除其他对浦东支持力度比较大的VC。”金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张晖明看来，此举可改变国有资本对社会性项目的投放方式，由原先直接投放的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化的依靠基金管理团队来进行投放。此外，基金的做法还可引入市场化评价的力量，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方式、投资方式、判断能力和判断方式都会引发变化。
在基金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张晖明认为，也有相当的放大效应。“基金本身的总量可放大，国资占一定比例，还会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另外，对那些经过市场化评价，确定比较优质的中小企业项目，也会起到放大、引导作用，A基金投了，B、C、D等基金也会跟着投放，促成全社会资本力量对中小企业的关注。”
不过，对浦东国资VC的盈利模式和退出机制，杨建文认为，“还是要慎言创新。以前没做过，现在开始做的事情，说是创新当然也有道理，但一般理解是，一种做法确实有效，在制度层面上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候才能叫创新。我个人建议还是称为尝试、探索较好一些。”
“国资的利益如果能与创投、企业的利益捆在一起，可能会更具持续性。政府有直接经济利益和宏观经济利益，宏观利益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在政府引导与市场经济两者之间要有一个结合点，这里面就有一个权衡的问题，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很复杂，如何把事情做得有效、可持续，同时又有在社会更大范围内推广的可能性，必须处理好国资、创投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不赞成政府仅仅是‘做好事’，不讲利益，这把事情简单化了。换句话说，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探寻的是所谓和谐，和谐就是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处于一种有效互动的状况。”杨建文说。
转战风险较高的VC界，浦东新区对国资的要求是能做到“保本微利”。对此，张晖明认为，关键在于“基金团队的素质能力问题。国资可能比较缺乏合适的、经过战场训练过的人，因此，运作团队是否有学习精神很重要。此外，也要探索合适的团队激励机制”。
刘曼红也表示：“现在国家实际上不缺钱，缺的是人。这笔钱里面，能拿出1%的钱来做培训吗？能拿出0.5%来做研究吗？否则的话很难把事情做扎实。和社会风险投资团队可进行合作，但同时还是要培训。人不是一下子能培养起来的，但不培养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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