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安泰陈方若院长重新思考逆全球化浪潮

交大安泰陈方若院长:重新思考逆全球化浪潮

交大安泰陈方若院长:重新思考逆全球化浪潮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紧张升级,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肆意蔓延,许多国家纷纷提出要重塑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逆全球化浪潮。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来回望全球化的发展历程,究其背后的逻辑,再来反思逆全球化的种种原因,以求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判断和明确的行动方向。

全球化的商业逻辑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不外乎两个原因,科技的进步和管理的创新。科技发展史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管理创新当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分工,即把一个复杂的任务分解成许多相对简单的工种,再把每一个工种交由专业的人或机器来进行操作。

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多年前就看出了分工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分工的理念首先是体现在工厂之内的,它的标志性产物就是大家熟知的生产线。之后,分工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从工厂发展到区域性生产网络,最后到全球性的生产网络,亦即全球供应链。全球化的商业逻辑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统筹思考分工的最优安排,整合全球资源,以达到优势互补、效率最大。比如,苹果把手机的设计工作安排在美国加州总部,而把手机的组装交给了富士康。因此在苹果手机的背面就有一排小字:“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 (由苹果在加州设计.中国组装)。

因此,全球化的商业逻辑强调的是全球分工,通过利用地方优势和规模效应,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的生产力。

全球分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生产能力的高度集中。它造就了许多制造业的“巨无霸”,而这些“巨无霸”经常分布在中国。富士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有点缀在中国大地之上的世界袜子之都、毛衣之都等等。

虽然全球化的进程早就开始了,但是其发展主要还是集中在上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的开放给世界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全球的企业都把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

当然,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全球供应链也在相应地调整,一些生产企业离开了中国,充分体现了商业逐利的灵敏嗅觉和果断行动。因此,全球化一直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因为生产能力的高度集中,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一个企业想独自“拔寨而走”并不容易。

全球化一直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它给社会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80和90年代,由于制造业的逐渐离场(offshoring 离岸),美国的蓝领阶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失业率节节攀升。他们自然是全球化的反对者。当然,全球化的支持者也很多,他们强调产品成本的下降,老百姓可以购买到琳琅满目、价廉物美的商品。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美国政府试图提供就业相关培训,帮助失业的工人“转型升级”,但是这个想法一直没有真正地落地。

后来,政府又提出了一个制造业的振兴计划,希望制造企业能够“回头” (onshoring 上岸),但是效果也不理想。所以说,“逆全球化”的暗流一直都在涌动,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未形成一个主流或可行的思想。

逆全球化的国家逻辑

全球化是一个商业利益驱动的过程,企业在不断探索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最佳模式,以期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让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下去,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形成某种特定的世界经济格局,而这个经济格局将给出每一个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当一个国家不接受被给定的角色的时候,矛盾就会浮出水面,国家就会介入并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这个时候,国家就从全球化的幕后走到了台前,一只曾经看不见的手就变得清晰可见。当今世界正处于这样一种时期。

在现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莫过于中美关系。

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还是相对低端的,这和开始时“世界工厂”的定位有关。就如富士康,它的利润率要比苹果的利润率低一个数量级。因此就有了“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进军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高附加值)。这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

美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作为世界公认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国雄踞全球产业链的顶端,而且领跑世界科技。如前所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美国把低端的制造业大部分都离岸外包了,而美国的高端产业链正在受到不停的追赶,追兵似乎越来越近。在某些领域,美国已经被超越。他们认为高端产业链一旦失守,美国将失去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这应该是目前美国国家心态的一个基本写照。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态,既反映了其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又夹杂着可能被超越的恐惧感。因此,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施强硬的对华政策,他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或者说选民基础的)。前面提到,逆全球化的暗流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经过长期的积累,问题终于爆发出来了,导致国家的介入,通过国家手段来争取多数国民的利益诉求。因此,至少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全球化就从一个商业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这就是逆全球化的国家逻辑,而国家逻辑归根到底是(本国)政治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逆全球化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全球化提倡各个国家在一个沙盘里玩,当玩到一定的程度,一定会动了某个国家的奶酪,这时那个国家就会站起来说不玩了。在现阶段,逆全球化的国家逻辑在全世界已经占了上风,淹没了全球化背后的商业逻辑。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使得全球化更加步履艰难,也给逆全球化提供了不少口实。为了阻止病毒的传播,人员的流动受到限制,进而货物的流通也受到阻碍。国际货运大幅下降,充分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风险。

的确,大流行病是全球化必须考虑的一个全新的问题,它给全球化的商业逻辑增添了难度。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每当遇到天灾人祸,全球供应链被割断,就会引发人们对全球供应链设计的重新思考。2011年的日本福岛事件就给全球的汽车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激发了后续供应链的相关研究。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本应该在商业逻辑中去解决,可是现在它却被国家逻辑所利用,成了逆全球化的一个有力依据。

全球化是人类的共同未来

全球化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原因有三。第一,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无懈可击,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二,全球化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张深度连接的全球生产供应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第三,全球化旨在整合全球资源,既有分工又有协作,而协作形成的合力有利于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如气候、环境、资源,也包括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大流行病。

但是,全球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人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些问题,日积月累,就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进而改变全球化的进程。当然,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同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相对位置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相对低端的国家奋力往高端走,而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奋力反击。这种全球产业链上发生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正常的,而如何处理好这种竞争关系对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上述这些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逻辑”的重要内因,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成为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推手。

显然,全球化的进程将取决于上述正反力量的相互作用,如果正向的力量占上风,全球化就向前迈进,否则,全球化就有可能倒退。在目前逆全球化势力纷纷抬头的关键历史时刻,世界各国应该携手同行,共同来推动全球化的健康顺利发展。

毋庸置疑,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国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向全世界展示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指出这是一条合作共赢、共同致富的道路。为了自己的发展,也为了世界的未来,中国应该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起到先锋和榜样的作用。为此,未来主要任务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欢迎世界各国的企业来中国做生意。在这方面,商学院也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力度研究全球化背后的商业逻辑,建立相关的理论体系,收集、整理、宣传全球化的成功案例,让全球化的合作共赢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积极应对国内因为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区域之间、人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如前所述,全球化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能够尽量减小这些负面影响,解决好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全球化的“共赢”性,使其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需要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特别是商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前面提到过的逆全球化的国家逻辑中,就有一些因素是源自国家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大家知道,不确定性滋生恐惧感,而恐惧感就有可能转变为逆全球化的思潮。在这方面,商学院也有其用武之地。因为商学院和经济工商界的长期紧密联系,国际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利于促进全球商界之间的友好往来。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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