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无疑是全国农民最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农民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公粮不要了！在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取消了！从此，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全归个人所有，不仅如此，还可以得到国家相应的农业补贴。消息一传开，好多农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可惜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不然，他一定高兴得满脸的皱纹拧成麻花。
“缴公粮啰！”打谷场对面的皂荚树上一弯新月刚刚爬上树梢，队长就扯着嗓子在各家各户门前吆喝。一会儿，村里的壮劳力挑着箩筐，扁担上搭着毛巾来到打谷场，刚刚脱出来的谷堆旁围满了人，会计、保管员和记工员正逐一过秤、登记。山一样的稻谷在月光下泛着清淡的光，一排排箩筐像弥陀佛开怀的笑口，正在等待信徒虔诚的供奉。很快，村前的公路上出现了一条长龙般的队伍。这一幕就是每一年生产队交公粮的情景，它一直定格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上世纪七十年代，山山水水、男男女女都归集体所有。我那时还在读小学，清早起来，总能看到队长在我家屋后的一棵大枫树下使劲地敲着一截铁轨。 “咚、咚、咚”苍老的钟声响彻乡野，全村一百多号劳力就像听到号角的战士，带着农具奔向田野。秋收时节，这钟声一天要响两次，清早叫人出工，傍晚唤人卖公粮。我们村缴粮点叫“枫树岭粮店”，离村子不远，步行20分钟就到了。
晚上缴公粮工分很高，一般都是男人们的事情，但我的母亲总是找各种理由与队长辩论，要和父亲一起去，其实我知道母亲是想多挣点工分。可是二叔常告诉我，我父亲总是最先挑着担子急匆匆地到了粮店后再回头接母亲。秋收时节，粮站都是加夜班收粮，附近一二十个生产队的劳力也是荷着沉甸甸的稻谷蜂拥而至。粮站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宽阔的水泥场灯火通明。粮站的负责人姓王，四十多岁，1米6的个子常常被交公粮的人淹没在粮仓的磅秤旁。他说话十分口吃，有时候要想得到他的一句回话，直急得人额头冒汗。
“王站长，看看我们这个队的粮食能收吗？”队长见王站长搬着水分测量仪过来就急忙递上一支烟。
王站长接过烟看也不看，扬手放在耳朵上夹着，连忙用两小手指摘取几粒稻谷放在嘴里嚓嚓地咬几下。
“这……这……谷子还……”王站长张口结舌，谷粒在嘴里喷了出来，满脸通红。
“还可以吧？”队长有些迫不及待了。
“你……你……想得美……还蛮湿！” “湿”字裹着唾液喷了出来的。说完，站长抓了一把稻谷在仪器里一磨，再用力一压。灯光下，几十双眼睛立刻朝仪器凑上去。
“13.6……不……不行……倒……倒在水泥场里……”王站长手一扬划了一团地方说，“明……天……明天要晒了……再……再收。”
“这鬼仪器，一定是出了问题，今天晒一天的谷子……”埋怨声此起彼伏。
仓库里谷堆都高过梁柱了，但人们还是挑着一担担的稻谷往上爬，200瓦的大灯泡照得金黄的稻谷宛若一堵沙丘，一不小心就会坍塌下来。
1980年，我高考落榜回到家乡，正赶上生产队实现联产承包制，我家承包了14亩水田，一年的公余粮差不多要三千斤。父亲为了多打粮食，每一年都要种早、中、晚三季水稻，但最忙的还是缴公粮。
门前的大禾场人影攒动，谷垛堆得像山包一样。村干部的事情也忙碌起来 ，看到哪家的稻谷打出来，堆在禾场里，他们会立刻上门催缴，哪怕是只剩下一担口粮，只要你家没有交清公粮，村干部也会三番五次强逼硬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国家为重。那年春节过后，我家早就断粮了，好不容易熬到早稻收割打了800来斤，我们五兄妹正期盼着好好吃一顿饱饭。但村干部连夜上门了，父亲好说歹说都不行，第二天，倔强的父亲板着脸，带着我全部挑到粮店缴了公粮。回来后，父亲找二叔借了一担粮，但村里一个副职干部发现了，硬是诬陷父亲抗粮不交，为此，我和那位干部吵了一架。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门前的公路上络绎不绝的卖粮队伍已经成为逝去的风景。我想，假如我的父母还健在，他们知道再也不要缴公粮了，他们一定会把自家的责任田种得苗青杆壮，甚至是田边地角都开垦出来。抬头看那高高的太阳，金灿灿的阳光普照乡野，父母的脸上潋滟出从未有过的笑容。
审阅：高蕊
简评：一段交公粮的历史，反映出当初农民的辛劳。而在今日随着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的惠农政策，相信农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终审：严景新
作者：聂松彬
编辑：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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