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还是不借，是个难以选择的问题，想起来就让人头疼。而关于“借书”为啥能引发那么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书人的种种“恶行”。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
从借书手抄的书生，到慷慨实践“共书”精神的藏书家，古今中外关于“借书”的故事，背后也总蕴藏着当时的人们对书籍、阅读的不同态度。今天的文章爬梳了许多关于“借书”的历史趣闻，透过这些旧日的读书轶事，作者也在观察着当下阅读的变化。
撰文｜王宏超
借还是不借，
这是个问题
有客人参观藏书家的书房，问道：“您可愿意出借藏书？”“绝不，只有傻瓜才会借书给别人。”他扬手指了指偌大的藏书室，补充说：
这里头所有的书，全是从一群傻瓜那儿借来的。
（[美]汤姆·拉伯著，陈建铭译：《嗜书瘾君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被人借书，对藏书家来说向来都是个要命的问题。道德家有言在先：“不为人所忠实地归还的东西，无如书籍。”（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借，还是不借，如同生存与毁灭，想起来就让人头疼。
古人得书不易，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担，所以借书而读是常事。为了能在归还后还能有翻阅之便，穷书生们得书后往往是边读边抄，欧阳修幼时家贫无资，“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忆苦思甜，遥想自己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真是励志的好故事。
寒门士子借书而读，终而成才，史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成名后他们有时也会记得借书的情谊，力尽所能再助益他人。后蜀名臣毋昭裔早年借书遭遇白眼，发达后立志刻板印书，惠及一时学子并两蜀文风：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
明清出版业发达，书价虽有所下降，但要遍读典籍，靠自己购置也非易事。坐拥书城，尽兴饱读，想必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黄侃先生学问好，嗜书如命，“有余财，必以购书”（章太炎语），但所需之书亦不能全靠购得，借书在所难免，他曾感叹：“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此“何年”之叹，恐怕要一直叹下去，生命和钱财都有尽，而书海却无穷。
钱钟英：《向友借书启》，《桃坞》，1927年第10卷第1期。
借书者还有一种心理，“书非借不能读也”，此说出自袁枚，他透析此类人的心理，颇为微妙：
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袁枚《黄生借书说》）
《张生借书》，《启蒙画报》，1903年第2期。
用借书督促看书，坊间流传最广的例子是钱锺书先生，据说钱先生并无多少藏书，看书都是去借。这一说法看似有理，细想无理，深思一下简直就是胡说。看书主要靠内在的兴趣驱动，定时还书的督促大半是没用的。钱锺书先生定是无须通过还书的紧迫感来督促读书。而且，匆匆阅读，囫囵吞枣，效果可想而知，梁鼎芬的《丰湖藏书四约》就明言：
凡借书不得过三种（种数过多，难于查检，且贪多则不实，好博则不专，非读书有得之道）。
藏书人的“抠门”
借书其实还附带有许多社交的功能。借书在过去也常是老友之间串门的由头。令狐揆卜筑涢溪之南，雪夜跨马去老友张君房家里借书，“一童子携琴囊书簏随之，因得句曰：‘借书离近郭，冒雪渡寒溪’。林逸绘以为图，可称韵事。”（严羽《柳亭诗话》）颇有点像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意味，令人羡慕。
男女交往之初，也常靠着借书这个手段打破僵局，《围城》中颇懂恋爱经的赵辛楣就说：
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给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现在男女间搭讪的手段很多，但我总觉得借书才是最妙的一种。
古人之间借书，除去交情，有时还实物答谢，所谓“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为盛酒器，即是说借书时送瓶酒，还书时再送瓶酒。何蘧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春渚纪闻》卷二）那时估计书价还高于酒价，不似今朝书不值钱，酒却成了硬通货。盛酒器也称为“鸱夷”，有时瓻鸱互用，“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野客丛书》卷十）。酒到了才开书橱。当然，关系好了，酒也可以免去，黄山谷就有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但这层关系又是要一起喝掉多少瓻的酒才换得来？
后来大概借书者的职业道德有所下滑，借书出去，不但无酒可喝，还经常担心书回不来，徒增许多烦恼。所以“瓻”就被藏书家改成了“痴”，李济翁所谓“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颠公《借书还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6期）。再往后，“痴”又滑落成了“嗤”，借书与人，是要被嗤笑的，有谚曰：“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 颠公《借书还书》）照此下去，“嗤”岂不是要再变为“耻”了吗？
因为惜乎好书，加上害怕借而不还，藏书家大多都不愿借书出去。一旦好书到手，便高束秘藏，不轻易示人，“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清曹溶《流通古书约》）藏书家们会在深夜开动钥匙，偷偷把书搬出来，剥去层层包裹，摩挲抚惜，这情景如同贪官们半夜失眠起来数那些花不出去的钞票一般。书一旦进入藏书家之手，便失去了广被利用的价值。
但藏书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出借之后，除了害怕不还，其他风险简直也是无处不在。就如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曹溶《流通古书约》）
为了不让友朋及外人知晓自己的藏书，各路藏书家都绞尽脑汁。那些吝啬的高手，非但秘不示人，更彻底的做法是连自己的藏书目录亦不入。据说钱牧斋先生的绛云楼，聚书甚富，世间孤本极多，但《绛云楼书目》中“所载宋元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并书目亦不存。”此真达致“藏”书之化境矣。但后来绛云楼失火，秘籍葬身火海，后人却不知其名，只有钱牧斋拿出在读的几部书免遭厄运。后人为他惋惜，要是他愿意借书出去，或许还能多留下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保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走火：《汝南漫谈·借书》，《东方日报》，1942年8月18日）
书之存在价值即是让人阅读，书不外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不借不如不藏”（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藏书何用？
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曹溶《流通古书约》）
藏书家的抠门，有时候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急于看书的人有时也会使用非常规手段。归有光向一位名叫魏八的藏书家借阅《东坡易传》不得，遂向自己学生王子敬写信抱怨，大骂“此君殊俗恶”，大概这位学生做了官，有权势，归有光希望学生代为借书，所以魏八“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归有光文章做得好，但在书瘾支配下仗势借书，确实也不太地道，“有书癖者有时巧取豪夺均有所不惜，惟微悖于义。”（颠公：《挟科道势力借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3期）
藏书家的吝啬有时竟会引来借书人的报复。志人小说《泽山杂记》中记载了一位叫景清的读书人，就捉弄了一番那位不愿借书给自己的小气同学：
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这招既准又狠，打中了藏书家的七寸。藏书家们的痴情都花在了收藏上，哪还有闲情去阅读呢。
“共书”主义精神
当然，也有喜欢主动借书出去的人。最慷慨的藏书家莫如法国的若望·格罗利叶（1479-1565），此君曾任法国财政部长，藏书丰富且精美，所藏图书都经过他亲自装帧设计。他视借书给人为无上喜悦，所藏书上都用金字印着：“若望·格罗利叶和他的朋友所有。”（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实在有着“共书”主义的精神。
但对多数的藏书者来说，一旦出借，大半还是要后悔的。民国时期有一枚压角章这么写：
借书本是功德事，借也如何，不也如何。借去还来，能值几何？谁不乐？借去不还直同窃，烦恼多！再来不借休怨我，我也无奈何！（《借书戒》，《导光》，1933年第1卷第7期）
不知背后牵涉到了多少悲伤的故事，写尽了藏书人的纠结和无奈！
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宋濂借书来，马上抄录，“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颜之推还建议，借书后如发现书籍有所损坏，最好能加以修补：“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颜氏家训》）这些言行真可入《借书者的职业伦理手册》，人手一册。
但尚未接受过职业伦理教育的人，只借他一次，基本就不敢再冒险了。有人更是说，较之盗书者，借书者更令人痛恨：“借书之人，有时反而比窃书之人更值得诅咒。因为前者还标榜了某种美德，而后者干脆完全不加掩饰。”（[英]威廉·罗伯茨著，于睿寅译：《伦敦猎书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37页）就像人们宁愿喜欢直爽的混蛋而不喜欢虚伪的君子。偷书和借书其实也无实质区别，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主人不在场，后者主人多半是同意的。这是藏书者自己犯的错，又能怪谁呢？书收不回来，就只能大骂：“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
尽管藏书家大多不看书，但这只是藏书家才有的特权，借书者借到之后还是应该好好去看几眼。梁鼎芬就曾痛斥有些人，“不读不如不借”（《丰湖藏书四约》）。这些不读书的借书者，借回后把书搁置在自己的书架上，时间一久，反而觉得就是自己的书。英国藏书家查尔斯·兰姆就经常遇到这种事：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第244页）
（一）到图书馆去；（二）借最大的书
（三）扛书回家 ；（四）以补矮凳之“短”
《借书的目的》，《立报》，1936年3月18日。
藏书者不读书几近常态，情有可原，但借书者借而不读，就罪无可赦了。
转借也是借书之大忌。民国时期的《东方日报》曾刊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走火”，看此笔名想必此人就不是一个藏书家。因为藏书历来怕火，在藏书者口中，“火”字历来都是禁忌。连大观园中的丫鬟都知道，起火时说“南院马棚里走了水”。“天一阁”之名就来自“天一生水”之说，以水来避火。话说这位走火先生，虽不是藏书人，但也算得上爱书之人，他向外国朋友借书，发现书后封面上粘着一短歌，他翻译如下：
君姓谢，我名夏，我有书，君可借；我购书，化天价，君取去，莫乱卸；
要读书，趁闲暇，完了事，速归架；第三者，最可怕，他人产，毋转借。（走火《汝南漫谈·借书》）
转借之后，主人对于书更是失去了索回的权利，“主人对于原借者有索还之权，而对于转借者无收回之理”。（走火《汝南漫谈·借书》）
《借书妙用》，《儿童良友》，1949年第2卷第25期。
不愿借书，除了怕有借无还，还怕借书者不加爱惜。别说撕损涂抹，就连书的折痕和污渍，都会让书的主人懊恼不已。司马温公爱书如命，对书的呵护历来被人称道，藏书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他并非藏而不读，纯粹是因为爱惜：
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板，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撚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张。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一位把“所有的赞誉全冠在他头上都不嫌多”的文雅之士，但若说美玉微瑕之处，则是他对待书本时的邋遢表现。无论是自己的书，还是借来的书，都会到处乱扔，书房放眼所见尽是书，“本本蒙尘、紊乱不堪”，一时想到使用哪本，便从角落里抓起来，“用力捏着两本书互拍、互打，直到整个房间、整个人都覆满灰尘”。他最恶劣的习惯是折书页，“阅读一本诗集，每见好句子，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做记号——把那一页对折。就那么见好就折，最后整本书的厚度几乎增加了一倍，再也合不起来了。”（[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4页）
魏源虽有经国济世之才，但借书的公德心却有些欠缺，“借友人书，则裁割其应抄者，以原书见还，日久始觉”，气得叶德辉大骂他“不独太伤雅道，抑亦心术不正之一端。”（叶德辉《藏书十约》）
当然，也有藏书家人人都愿意送书上门的借书者，比如柯勒律治。据说柯勒律治借书后，不但“会把书在预定日期还给你，并且上面还写满了注释，让原价翻了三倍。”（[英]J.罗杰斯·里斯（J. Rogers Rees）著，陈琳译：《书蠹乐趣》，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66页）借书当借柯勒律治，但只可惜柯勒律治来不及把所有的书都写上批注。
借书的“戒律”
折损书的行为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尤其是那尖尖的指甲，在书页上划拉，这会让每个藏书家都会抓狂。美国藏书家汤姆·拉伯（Tom Raabe）由此制定了“持书十戒”，应该打印出来分发给每一位借书者：
1.欲入此门各众当诚惶诚恐，切勿亵渎藏书圣地，必除鞋于入口处方得进入；
2.一切书写工具必须于入口自动缴出；
3.取拿书籍之前，汝当于入口陈设之玫瑰水盆洁净双手；
4.洁净双手之后，汝当着戴橡胶手套一副，亦于入口索取；
5.不可抓取书脊抽出书架。自然，该书必以双手捧之护之——一如对待明代瓷器；
6.不可直接朝书本呼气、吐息、打喷嚏、咳嗽、流口水，啐痰更在禁绝之列；
7.若于任何一本书的书角折页，甚至只是动念，将立遭逐退，径拖往车库以狗头铡伺候；
8.翻页时，须持用置于每张书桌两翼之专用翻页刀；
9.若以湿手沾染书页，立处绞刑，并当场执行；
10.若有翻折书背情事发生，须即刻禀报书房主人，肇事现行犯将遭折断背骨处置。
（[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2页）
也有中国版的“借书十戒”，其中有着一致的戒律，如都提到了万勿折书角，真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勿之家撮起，勿折角，勿卷筒，勿作枕，勿近秽恶，勿黏皮骰，勿衍期不归，勿转借与人，勿汙墨水。（《借书戒》，《导光》，1933年第1卷第7期）
梁鼎芬的《丰湖藏书四约》专门提到：“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也有了庄重的仪式感。古代的各级官府承担了一些出借书的义务，“刻书以便士人之购求，藏书以便学徒之借读。”（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备有官书供士子借阅，而且还准许带出盗印。宋濂亦说，当时太学诸生“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官府出借图书时，对借阅者亦有道德提醒：“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对于可憎的毁坏图书的行为，惩罚是难免的，“污损卷面，罚令重订；破烂遗失，罚令赔偿，后不复借（董事、掌书生徒徇情不究者，赔偿斥退）。”（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不再出借是起码的，官府还会有相应的惩戒措施：“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
《借书笑柄》，《点石斋画报》，1893年第350期。
为了应付借书不还者，藏书家也是费尽了心机。贴上藏书印记，盖上藏书图章，是提醒借书者及时还书的好方法。你只要翻开书，印记扑面而来，时刻提醒着那不是你的书。董桥说：“藏书印记是一种‘所有权’的标志，老以为贴上这印记，书就不会让人一借不还了。”（董桥：《谈谈谈书的书》，氏著：《小品》（卷二），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195-196页）岂不知，一些压根儿就不打算归还书的借书者会直接把印记撕掉。就像有人买了一个贵重的盒子藏宝物，上了一把牢靠的锁，其实把锁一起搬走也是十分方便的。
还有一种比较恶毒的方法是诅咒。有藏书家在书上写着：“有假不还遭神诛”（志雄：《闲话借书》，《古今》，1943年第16期），希望用此法来督促借书者还书。清代福州的租书铺面对借书不还和借后毁书的困扰，在书中印上特别警示：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改字者，是男盗女娼，妓女之子，君子莫怪。（转自[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收取抵押物是早期图书馆常见的措施，牛津大学在十三世纪就这么做了，在一份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规章（1292年）中，对于图书有这样的规定：
学院的每一册书，不论已有的或今后得到的，在出借时都必须收取高价的抵押品，以促使借书人畏惧丢失图书。图书出借时必须签订契约，一份保存在公共书柜，另一份由借书人保管。学院的任何图书，不经全体研究员同意，不经价值高于图书的抵押，都不得携带出学院以外。（[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杨传纬译：《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只是不知道如何换算等值的抵押物，不过深谙图书价值的学究们知道哪些书之间是等值的。1498年12月14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院长，想从学院图书馆借本书，就经历了重重手续：
同一天，一册《教令集》（Decreta,扉页有ter posita)从图书馆中取出，该书经全体研究员同意，在四位资深研究员出席的场合，借给了院长，使用期为一季。作为这本书的抵押品，院长把另一本书存入了图书馆：圣哲罗姆关于马太福音以及保罗书信的注释（扉页有sunt)——此书作为抵押品留在我们手中，但并不足够，因此，又存入了另一本书作为补充抵押：圣哲罗姆对以赛亚、耶利与以西结等书的注释。（[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第137-138页）
第二年，图书馆的档案清楚地记录了院长还书的手续，也顺利拿回了自己的书。
有位叫阿什比·斯特里的藏书家，在自己所收藏的每一本书里，都写上了价格，当有人借书时，他总会说：“是的，乐意效劳。我发现这本书的价格是2英镑17先令6便士——或者也可能是其他价格吧——你若接受这一数字就先给我这一笔钱，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我也必将全额退款。”（[英]威廉·罗伯茨著，于睿寅译：《伦敦猎书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39页）
近代有关国民性的讨论中，不少人就提到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借书不还就是例证。有人分析中国人的借书心理说：“中国人一贯的观念，都承认借书不还，不能算是不道德的事情。把人家的书带走了，连书的所有主都不通知一声，也没有罪，甚至偷书在中国人看来，不但是情有可原，并且还有些人要加你‘风雅之士’的称赞呢。”（木榻：《奇怪的借书心理》，《正风》，1937年第3卷第12期）
大概后来中国人也开始重视契约精神了，民国《时报》上曾登载一张借书合同券，有位叫陈肇援的人向时报馆借书，先以某些抵押物换取借书券，签订合同后，可凭借书券随时借阅。只是陈肇援的抵押物有些特别：
（一）歪诗；（二）乏味之游戏文章；（三）引人瞌睡之滑稽谈；（四）非驴非马之笔记。（《借书券合同》，《时报》，1917年5月28日）
《借书券合同》。
借书者的“末路”
看到这里，我也想跃跃而试了，谁没有几抽屉这样的垃圾呢？
既然外借不可免，怎么来应付书房探访者那钓客般犀利搜寻的眼光呢？为书找一个替身确实也是个不错的办法。英国藏书家罗勃特·希巴说：“藏书家至少应当把同一本书备上三册。一册是为观赏用，一册是为自家用，一册是为借给朋友。”（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著名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做法堪称范例：
每当有人贸然造访，他会从口袋掏出一把小钥匙，指着房间角落的橱柜：“诗集乃鄙人镇室之宝您是晓得的；瞧见那口橱子没？喏，钥匙交给您：敬请尽情欣赏我的珍藏，还请您多多担待。”接下来，不管访客如何整饬那些书，他都不为所动，因为橱柜里头的书全是花区区几毛钱从市场淘来的假货，特地用来充当善本的替死鬼，让真正的珍本免遭不测。（[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3页）
但这也仅限于常见之书，若是稀见之珍本，主人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让藏书家焦头烂额的借书问题，最终极的挑战其实是在死后。藏书家一生背负小气鬼的骂名，书不外借，尽管得罪人无数，但还算勉强保持了书的完整。但藏书之家多出败家之子，如何在身后让自己辛苦蒐集之书籍不至散失，这或是每个藏书家在暮年想起来都觉伤感的话题。有人想得开，在生前将书散尽，也有人想做垂死之挣扎，定下规矩，尤其强调书不能外借，定下规矩，以此来约束后代。这些规矩往往会与孝道联系在一起，唐人杜暹就告诫子孙：“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浙江范氏天一阁，在范钦死后，“封闭甚严，凡各房锁錀，分房掌之，禁以书下各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錀。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天一阁书目纪》）叶盛有篇《书橱铭》：
读书勤，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志雄：《闲话借书》，《古今》，1943年第16期）
出借书即为不孝，恐怕是祖先们绑架后代最后的武器了，钱大昕就看不过去，说：“借为不孝，过矣。”（《十驾斋养新录》）
稍有人情味的藏书家，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择人而借。首先要排除绝不能出借之人，钱大昕就说三种人不能借：
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还，一也；污损，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泽，择其人而借之，则贤子孙之事也。（《十驾斋养新录》）
叶德辉《藏书十约》中亦说：
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
择人而借，看似合理，但择人的标准何在？藏书家培特拉尔卡有一天收到了老师康维内服雷的借书函，老师因研究急需，借走了两卷西塞罗。时间久而未归还，学生去探询情况，发现老师生活拮据，为了得到一顿饭的面包，就把书送到了当铺。学生希望老师告诉自己当铺的名字，把书赎回，并愿意帮助老师渡过难关。但老师乃绅士，此事令他羞愧难当，一定要自己赎回。学生也怕伤害老师的自尊心，就不再坚持。但不久之后，这位穷困潦倒的老师死了，那两卷书也不知所踪。
写到这里，突然感到借书之风气也在没落，哪怕是借而不还的朋友也见不到几个了。借书与社会氛围有关，十九世纪借书之风甚盛，有人称之为那是“即使最亲近的朋友也是真正的偷书贼的十九世纪”。（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这种爱恨交加的话，至少说明那时人还愿意读书。
如今，图书馆发达了，尽管大多华而不实；出版业繁荣了，尽管出版的垃圾太多；电子书流行了，尽管主要是热闹了各式阅读器的生意。浮躁与势利的泥沼中，哪还存得下读书的闲适和清雅。
或许，这个时代借书人的变少，大概真的是因为愿意读书的人少了。
撰文｜王宏超；
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